【学人小传】关嘉禄，1943年生，满族，北京人，清史学家，满语文学家，研究员。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满文专业本科班。1978年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清史、满学和京剧艺术。精通满语文，国内外著名满语文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突出贡献专家，曾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满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北京满文书院顾问等职。关嘉禄先生在清史、满学、满语文传承等诸多领域发挥了满文专业科班出身的研究优势，成果显著，在全国性及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70余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出版了《简明满文文法》《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参加了《满汉大辞典》《汉满大辞典》等多部大型满文工具书的审稿和编纂工作。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关嘉禄
1、一生与满语文结缘
关嘉禄先生现已年逾八旬，他从18岁上大学时即开始专门学习满文，从1978年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满语文研究和传承工作，可以说是一生与满语文结缘。
关嘉禄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满族人，其先祖系清代满洲瓜尔佳氏，隶属正黄旗。瓜尔佳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而正黄旗位居八旗中上三旗之列，地位仅次于镶黄旗，由此可见其祖上家族地位非同寻常。关嘉禄先生的父亲曾在清朝皇宫担任消防队员，曾参加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送葬仪式。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为关嘉禄先生后来传承满语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氛围、土壤和便利条件。1961年，由于当时国家满文人才奇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和关怀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开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大学本科满文专业班，当时全国招考了21名学员，主要来自北京、辽宁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虽然此次招收的人数并不多，但当时年仅18岁的关嘉禄先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个本科班学制为五年，由当时国内众多名师任教，这为关嘉禄先生后来传承满语文和从事清史满学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历史证明，周总理指示创办满文班的决策非常英明。这个满文班虽然只有21人，但在清史满学界却是赫赫有名，班级的绝大多数学员后来都成为满语文领域和清史满学界的学术骨干，都堪称是稀有人才，是一个人才辈出、名垂青史、令中央民族大学至今都引以为荣的模范班级。
1966年，在关嘉禄先生大学毕业之际，正赶上文革爆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留在北京工作，而是因故被迫到了沈阳，在一个中学任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关嘉禄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满文。1978年辽宁社会科学院正式建院，关嘉禄先生被调到了历史研究所工作，从此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发挥自己满文特长的平台。从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的四十余年间，无论是在工作期间，还是退休之后，关嘉禄先生始终甘于奉献地从事满语文的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为满语文的传承默默奉献。
2、致力于挽救濒危语言满语文
满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极度濒危”语言（2010年），在我国满语本身虽未被直接列为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项目（如满语文、满族说部、满文书法等）已经被列入非遗名录。我国的满文档案整理研究对深入推动清史满学研究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为现实服务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整理研究工作需要大量的满语人才，所以，传承满语文和培养满语人才变得十分重要。满语文是满洲民族创制和使用的语言文字。因为清朝是满洲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所以满语在清代被奉为“国语”，满文被定为国书，受到高度重视，清朝统治者三令五申地要求旗人努力保持自己民族的“国语骑射”传统。随之清代留存下来了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关嘉禄先生曾主张，整理和翻译清朝留下来的满文文献，不但是抢救满族文化遗产之急需，也是满足社会需要之必然，它为清史、满族史的科学研究及传承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创新发展提供第一手重要历史资料。在清史满学的很多研究领域，如果缺离了满文档案，研究是有很大缺陷的，也是很难去下结论的。关嘉禄先生曾撰文提及满文档案的重要性，指出正是由于“一大批满文档案史料的出版”，才“使得清前史、清代前期历史、清代边疆史和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有的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有的取得了多年研究所不曾有的突破性进展。”由此可见，在清史满学研究中的很多领域，都离不开利用满文档案。满文档案作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清史满学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把钥匙”。关嘉禄先生认为，开展清史满学研究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重大。因为满族是一个颇有作为的民族，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清朝，是非成败和经验教训，足资后人借鉴。因此，根据满文档案对清史满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汲取历史智慧，为现实提供参考和借鉴，以达到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目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科学“以无用为大用”的作用。
关嘉禄先生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满学已经成为国际性关注的学术研究，国外学者越来越重视满文的学习和满文资料的利用，在这种的形势下，掌握并精通满文已经成为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所指出的：“当今国际学术界谁都承认，满文已成为中国学（过去称汉学）中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满学、蒙古学和藏学必须具备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满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冷门学科，而是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成为中国学的三个主要分支之一，满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的重视。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强调，研究清史满学，一定要高度重视包括满文在内的非汉文史料，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能更有说服力，在与国外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时，解决清史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争端问题，才能更有底气和自信。中国作为满语文的故乡，中国学者在满语文的传承和利用方面理应做得比国外学者更好，这样才能不负职责，不辱使命，才能驾驭满语文，掌握清史和满学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国内学术界开始普遍重视满文的学习和满文资料的利用。关嘉禄先生经常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已经敏锐地预见了这一学术前沿态势，为此， 他在退休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时，仍热心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创办满文学习班、努力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着眼于未来学术发展的战略备需。
3、在满语文传承方面的学术成就
数十年来，关嘉禄先生始终围绕满语文来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对满语文的传承默默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躬亲于满语文传承的诸多实践活动。
（1）编著满文语法教材， 畅通满语文传承便捷路径
关嘉禄先生通过多年学习满文的亲身经历深切感受到，对学习满文的初学者来说，有一本全面、系统、难度和篇幅适中的满文语法教材极为重要。1986年，民族出版社曾出版了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三位先生合著的《满语语法》一书，这是影响较大的一本满文语法书。此书内容全面而详尽，例句丰富。但对初学者来说，此书篇幅很长，学习和通读一遍的周期很长，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为此，关嘉禄先生与辽宁省档案馆研究馆员佟永功先生合作编写了的《简明满文文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其特点正如此书前言所言：“力求简明扼要……使学习的同志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收益”。关嘉禄先生于2014年至2016年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开办的满文班时，所用教材就是
这本《简明满文文法》，全周期学习过程一共需要44次课时，每次课一个半小时，其中还包括四次考试，这样就把满文语法从头至尾学了一遍。关先生的《简明满文文法》既简明扼要，而且内容又较为全面、系统，涵盖了所有最重要、最基础的语法知识，并且学习和通读一遍的周期较短，尤其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极为有利于满语的传承运用。因此，此书出版之后，颇受欢迎，自2001年出版之后，仅至2011年十年间已经再版印刷了3次。作为学术著作，而且是少数民族语种的满文语法书，能多次再版印刷，这在满文书籍尤其是满文语法教材中是极为罕见的，可见此书畅销程度和受欢迎的程度。
除此之外，关嘉禄先生还同王庆丰先生带领和指导年轻的满语学者编著出版了《简明满语文》，著名学者赵杰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全书的灵魂是‘简’，但并不简单，而是简要，尤其是删繁就简，言简意赅，便于满语文学习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关嘉禄先生编著和指导编写的满文语法书着眼于满文初学者的学习便利，着眼于语言传承的便利，着眼于快出急需语言人才的便利，所以深受满文初学者欢迎，对于满语文的推广普及和传承起到了加速助推作用。
（2）为满语文传承提供工具
对于学习和使用满文的人来说，一本全面、详实的满文辞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书。1993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满汉大辞典》，这是清朝灭亡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满文辞典，收录词目5万余条，共170万字。这部辞典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在此之前，国外学者曾编有《满俄大辞典》《满和辞典》《满英辞典》《满德辞典》《满韩辞典》等满文辞典，而中国作为满语文的故乡，却没有一部大型满文辞典，实为一件学界憾事和学术空白。有鉴于此，关嘉禄先生的大学满文班同学安双成等先生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编写出《满汉大辞典》，关嘉禄先生被聘请为特邀通审，同时也是本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之一，负责通审大辞典书稿。这部辞典在内容和体例上都远远超过了国外同类辞典，备受国际学界好评和推崇，并荣获国家民族图书奖和辽宁省优秀图书奖。著名清史满学专家王钟翰先生称赞这部辞典是“满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学术成果，可以说，它填补了大型满汉辞书的空白”。这部辞典由于发行数量有限，只有1000册，很快售罄，到了一书难求的程度。有鉴于此，主编安双成先生又对《满汉大辞典》进行了重新修订，“此次修订，共补充和充实了近万条目”，使这部辞典更加成熟和完善。《满汉大辞典》（修订本）于2018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除了参与《满汉大辞典》的审稿工作之外，关嘉禄先生还参加了安双成先生主编的《汉满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并担任副主编。该辞典所收录的条目分为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共有6万余条，约200万字，其规制之巨，收词之多，都超过了自清代以来编纂梓行的满汉双语辞书。《汉满大辞典》填补了自清代以来大型汉满辞书的空白，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一致好评，王钟翰先生称赞这部辞典“为满学园地增光添艳，可谓功德无量”。《汉满大辞典》出版之后，深受读者欢迎，后来也是一书难求。因此，主编安双成先生又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和增补，《汉满大辞典》的修订本于2023年12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满汉大辞典》和《汉满大辞典》出版之后，出现了供不应求、一书难求的程度，直至后来再出修订本，对于满文辞典这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工具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足见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这也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除了满文辞典之外，关嘉禄先生还参与编写了《新编清语摘抄》，此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政治制度方面的专业性名词词典。清代光绪年间曾编有《清语摘抄》，内容包括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成语和折奏成语四部分。作为工具书来看，此书在满文翻译成汉文时，查找起来不是很方便，而且内容也不是很全面。有鉴于此，关嘉禄先生与其他几位学者一起合编了《新编清语摘抄》。此书较《清语摘抄》有较大改易，形式上虽仍承袭原书之体例，但按满文十二字头为序排列，如此，便于查索，一目了然。此外，还在内容上增补了诸如《清文总汇》等辞书内有之而《清语摘抄》未选之条目，并增补了从满文档案中收集到的条目。因此，《新编清语摘抄》较之原书，查找起来更为方便，内容也更加全面，实为翻译满文档案之必备工具书。
（3）翻译大量满文历史档案
关嘉禄先生不仅在清史满学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尤为学术界所称道和感谢的就是他翻译了一大批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满文档案，从而为清史满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一项“甘当人梯”、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基础的奉献型工作。关嘉禄先生认为“抢救发掘满文文献，是清史和满学研究的基础性工程”。他主持编译和参与编译了很多满文档案，包括《天聪九年档》《雍乾两朝镶红旗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等，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学术价值极其重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例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和《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出版之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日本著名清史专家神田信夫先生在《东洋学报》上专门撰文评论：“过去还没有如此具体记述从乾隆八年直至清朝灭亡前大约一个半世纪这一期间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直至库页岛一带的赫哲、费雅喀人部落及其进贡貂皮的实际情况著作”，“对广大学术界大有裨益”。再如，关嘉禄先生根据大连市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汉文档案整理出版的《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其中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的新发现，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等新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61期刊登了由关嘉禄先生执笔的整理报告。关嘉禄先生还根据大连市图书馆馆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档案，写出了《曹寅与皇庄》《曹寅理财刍议》《庄亲王允禄内务府理政刍议》等论文，对一些历史存疑问题提出了新诠释，受到了学术界也包括红学界的关注和认可。例如，曹寅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自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兼佐领，出任苏州制造的。但曹寅在任广储司郎中之前，还任过何职？这是红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曹寅在康熙二十四年任内务府慎刑司郎中，还指出曹寅任过“内务府慎刑司会计司广储司郎中”，并确认康熙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曹寅在内务府郎中任，但并没有确切指出是担任哪个司的郎中。周汝昌先生还自认：“曹寅自慎刑司郎中调广储司，未详确年”。而关嘉禄先生根据几份满文档案的记载，指出周先生的说法有不准确之处，他认为至少在康熙二十五年正月至二月十八日，曹寅担任的是内务府慎刑司员外郎，而不是郎中。曹寅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奉旨由慎刑司员外郎升任会计司郎中。并且根据满文档案可以确认曹寅于康熙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任内务府会计司郎中。曹寅后来从会计司郎中调任广储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又由广储司郎中出任苏州织造。因为关嘉禄先生所依据的是第一手的满文档案，所以非常令人信服。关嘉禄先生利用满文档案，把曹寅在内务府的任职履历进一步缕清，取得了研究突破，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发展，由此也可看出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
为配合并适应满文教学中翻译满文档案的需要，关嘉禄先生与佟永功先生合作，从浩繁的满汉合璧档案中精选了22份档案，编著了《满汉合璧档案精选释读》一书。该书精选的档案内容丰富，文辞优美，语法规范，翻译准确，对于学习和把握满文翻译技巧和规律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有利于满文的传承和利用。为了便于学习者阅读，此书还对满汉合璧档案的历史背景、遣词造句等方面做了一些注释。《满汉合璧档案精选释读》可视为翻译满文档案的经典示范教材。
（4）撰写关于满语文的学术论文
关嘉禄先生不仅从事满语文的教学，对满语文的研究也非常深入，他撰写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论文，例如《盛京满文兴衰谈》《满文改革简论》《<满汉大辞典>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试论满汉语言文字的交融与借鉴》《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关于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的几个问题》《20世纪中国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等，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观点，陈述了很多前人所未知的史实，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例如，关嘉禄先生通过查阅第一手满文档案史料，发现了两个汉语地名翻译成满语地名时的修改原因。满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但汉语是有四个声调，用不同声调区别不同的字。而满语是无声调语言，不用声调区别词义。这样，满语在音译某些同音、但是声调不同的汉语词语时便出现了困难。例如，“金州”和“锦州”，最初在满语中都音译为gin jeo，字母和发音相同，难以区分。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绘制成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中，金州和锦州就都被标注成“gin jeo”，根本无法区分。关嘉禄先生查阅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时，发现了这样一段史料，乾隆帝针对金州和锦州的满语地名翻译曾颁布谕旨，下令将过去的音译改为意译：“……金、锦二汉字，一个是aisin，一个是junggin，则分别译作aisin jeo、junggin jeo亦可矣”。（aisin汉语意思是“金”，junggin汉语意思是“锦”）关嘉禄先生在论文中揭示了这段史料，使学界清晰了金州翻译为aisin jeo和锦州翻译为junggin jeo的确切缘由。关先生诸如此类的研究发现不胜枚举。
（5）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培养满文人才
关嘉禄先生非常重视满文人才的培养，他始终强调培养满文人才是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清朝建立之后，记录国家重要机密文件和重要条约时，一般只用满文。2002年我国启动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大量地翻译满文档案刻不容缓，是做好清史工作的基础性安全工程。根据统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满文档案史料200多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收藏清代史料2万余件，吉林省有1.6万件，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藏有满文档案等几十万件（册、卷），台湾地区也有几万件，内蒙古和西藏地区也藏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有些地方只有几名专业人员在整理，急需大量满文人才翻译整理这些档案。早在2007年来访的英国剑桥大学华裔教授刘芍佳就提醒我们要尽快加强满语人才培养和满文档案的研究，掌控清史和清代对外交流历史研究的话语权。
关先生认为，满语记录着满族及其先民悠久而丰富的文化，是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民俗、宗教的活化石。因而，战略性地培养满文人才，实现满语、满文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有318年建屯历史的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被称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关嘉禄先生出生在北京，工作地则一直是在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辽宁是满族的故乡，沈阳在清代被称为盛京，在清入关前作为都城达十九年之久，在清入关后200余年一直被尊崇为陪都，是仅次于京师北京的全国第二政治中心。身为满族的关嘉禄先生自然对沈阳有一种深厚的情缘，他曾说：“辽宁是满族的故乡，沈阳是清朝的发祥地，随着满学在世界的勃兴，辽宁省和沈阳市以满族文化荟萃之地愈发倍受世人注目”。尤其辽宁是全国满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居住着500多万满族同胞，占全国满族人口的一半以上。辽宁共有8个满族自治县（含两个县级市）和若干个满族乡镇，“民族文化亟待发展”。因此，关嘉禄先生认为：“为抢救满族文化遗产，繁荣满族文化及学术研究，培养满文专门人才是当务之急，也是百年大计”。他也强调培养人才之不易：“但也应看到，培养高素质的满文专业人才并非易事，亦非一日之功。这样的人才，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专业基本功”，而且“目前人才断档问题依然严峻，有关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应对”。他针对满语文人才奇缺的现状，曾专门撰文提出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满学研究的首善之区北京和辽宁，教育部门应把培养满语文专业人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制定规划，尽快招生，并从长远考虑，形成可持续发展态势；对于那些虽已退休但身体尚好的老专家工作者，有关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组织他们参加教学工作和课题研究，使其余热能得以充分的发挥，在满族聚集的自治县和乡镇地区，根据需要，可聘请专家开展讲座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通晓满语文的专业人才。”这些建议都切实可行并得到采纳，关嘉禄先生不仅是这些建议的倡议者，更是积极的践行者。他不仅在工作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先后开办了三期满文学习班，还曾在北镇满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举办了满文培训班，教学授课，并在多所大学举行满学和满语文方面的学术讲座，为培养满语文人才孜孜不倦。关嘉禄先生还呼吁专家学者利用辽宁省及沈阳市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加强清代人文景观、历史遗存的专项研究，组织并培养专业人才抢救、挖掘和整理现存满语和满文档案。他当时虽已退休，仍表示自己要在余生培养懂满文、通外语、本领硬的研究者，并尝试跨地域攻关，使清史、满学研究日益向深层次、全方位、多维度发展。
（6）面向社会推广普及满语文知识
关嘉禄先生除了从事满语文的研究和教学之外，还面向社会大众大力推广普及满语文知识。例如，在2004年首届沈阳清文化节举办之际，关嘉禄先生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满族同胞学习满语文的需要，专门编著了普及性读物《满语一百句》，每句满文旁既注有罗马字母，同时还注有汉字标音，简明易学、通俗易懂，非常适合满语文的普及，深受欢迎。关嘉禄先生还多次走上讲坛，向大众普及满语文知识。例如，他曾在辽宁省图书馆做了一场题为《满族崛起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满文的创制说起》的讲座，他的讲授幽默风趣，生动活泼，联系实际，善举事例。例如，讲到北京话中有一些词源自满语，他以哏得（读音hende ，hen读阴平，de读轻声）一词举例，哏得的意思为“数落”、“斥责”，其源于满语动词hendumbi（义为说、讲、谓、谈）。哏得（hende）借用了hendumbi的词干hendu，de为轻声，代替了du，词缀mbi脱落，如：“别老哏得孩子”。这种生动形象的讲解，使人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7）面向国际开展满语文学术交流活动
关嘉禄先生为人豪爽热情，广交学界朋友，他总是乐于参加各种关于满语文的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专家作用，退休之后，依然如此。他曾作为专家评委参加了由著名清史满学专家刘小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锡伯语（满语）基础语料库建设与研究》的开题报告论证会。2023年10月，80高龄的关嘉禄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满学论坛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满汉合璧档案》的学术报告。关嘉禄先生还曾到我国台湾地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除了国内之外，关嘉禄先生还多次赴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他曾应日本东洋文库邀请，两次到日本讲学。1994年，关嘉禄先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满族史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满汉大辞典>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的学术报告，日本《满族史研究通讯》1994年12月对关嘉禄先生作了专门介绍。关嘉禄先生还应邀去俄罗斯访问，参加国际满学学术交流活动。
（8）以 “满汉合璧”书法传承满语
关嘉禄先生继承了满族崇文尚武、多才多艺的优良传统，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擅长文体活动，爱好广泛，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多种天赋和才华。其中，跟满文相关的一项特长就是满汉合璧书法，这是关嘉禄先生在书法界的“绝活”。汉字书法人所熟知，满文书法却并不多见。
关嘉禄先生满汉文书法俱佳，他把中国传统的汉字书法与满文书法相结合，形成满汉合璧书法，这是关嘉禄先生传承满语文的一大创新。关嘉禄先生的书法作品以满汉合璧的居多，当然也有单独的满文书法作品。例如，在沈阳北陵公园内，有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昭陵。昭陵作为“一宫三陵”（即沈阳故宫与清永陵、福陵和昭陵）的一部分，已于2004年入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悬挂在昭陵正门上的“昭陵”二字的满文匾额，就是关嘉禄先生所题。
关嘉禄先生还有两幅满文书法作品于2009年11月被送达新建成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关嘉禄先生的满汉合璧书法作品不仅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书法展，而且还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展览。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关嘉禄先生把满文书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国汉字书法结合起来，二者相得益彰，从而使满文书法这一艺术形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向世界展现了满文书法这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关嘉禄先生在满语文传承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在满语文领域既是科研专家，又是教育家，同时也是积极推动满语文推广和普及的社会活动家，因此，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新闻媒体对关嘉禄先生也多有宣传报道。1999年，中央电视台及辽宁卫视滚动播出了电视专题片《满族学者关嘉禄》。2003年3月14日，《中国日报》（英文版）刊登了采访关嘉禄先生的文章《研究历史，服务现实——关注满学研究》，该报发行全世界150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2024年3月，关嘉禄先生在参加“北京社科”有约——2024年度满学论坛系列访谈节目时，表达了继续奋斗、发挥余热的热情和决心：“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管是老同志、中年同志还是青年同志，都应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更好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发图强，搞好学科研究，推动满学研究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个著名的满族清史满学专家、满语文专家，关嘉禄先生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尽数十年之力努力传承满语文，至今仍孜孜不倦，奋斗不已，为开发利用满文档案文献、推动清史满学研究深入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尽匹夫之力。关嘉禄先生为人为学的情怀令人敬佩，他一心传承满语文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勤于钻研的治学精神、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和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堪称是学术界的楷模！
（作者： 牟岱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特聘智库专家；孟繁勇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导牟岱
孟繁勇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