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丽：论朱德俊国画的当代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文化叙事框架之下，当代国画发展面临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如何立足于本土文化根脉，在图像转向的全球语境中完成笔墨语言的活化转译，打通个体生命修行与笔墨创造的内在关联，建构契合民族复兴语境的国画实践路径。朱德俊作为由医事实务转入丹青求索的国画实践者，数十年行医所涵养的生命体察能力，与晚年潜心绘事的精神追求彼此交融，构成其国画创作独有的精神底色。他师承林筱之，接续文人国画的学脉传统，主攻写意花鸟，笔墨追求古韵与意趣的相互统一。他并未将国画拘囿于书斋小我的遣兴自娱，既没有落入泥古守旧、照搬古代图式的复古窠臼，也拒绝简单移植外来视觉逻辑消解国画内在的精神内核，将医者的仁厚心性、故土人文记忆熔铸于笔墨，以参展、公共收藏、雅集传播等实践回应审美现代性的时代拷问，为传统国画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一份来自跨职业创作现场的鲜活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国画始终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脉络之中。西学东渐带来的造型观念、审美标尺，持续冲击绵延千年的国画发展脉络，由此衍生出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偏向。泥古守旧一派，把古人流传下来的构图、笔墨范式奉为不可改动的准则，一味摹仿前代画本，以古人的审美标准框定当下的生命感受，忽略国画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原生活力，使作品沦为脱离现实生命体验的程式复刻；全盘拿来的发展路径，则直接挪用外来造型与构成逻辑改造国画本体，剥离国画背后心物交融的精神向度，将绘画简化为纯粹的视觉形式实验载体，由此丢失本土艺术的文化身份。二者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仿佛传统国画只能在仿古或者全盘西化之间做选择。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质上便要破除这种二元思维，探寻扎根自身文脉又面向时代开放的发展道路。朱德俊的国画实践，正是置身于这一历史语境，走出区别于上述两条路径的第三条道路，印证传统国画的精神价值，同样可以在非职业专职的生命境遇之中得以延续生长，这也是其创作具备史学参照价值的核心所在。
创作者个体的问题意识，往往生成于人生境遇的层层浸润，朱德俊对于国画的认知，正是在职业历练与晚岁绘事的交替之中逐步成型。长期行医的职业经历，训练出他对世间生命状态细致入微的感知力，医者的悲悯仁厚沉淀为稳定的人格底色，这份生命感悟，并未因为退休而中断，转而寻找到国画这一精神释放的载体。他在职时期便对丹青抱有热忱，数十载笔耕不辍，晚年安居上海之后更是全身心投入绘事。受教于林筱之，使其接收到文人国画的法度与精神，得以站在前人积累的文脉之上展开自我探索；同时参与地方诗词、作家协会的相关活动，文学修养反向滋养绘画，形成绘事与文思互为补益的内在格局。多重人生阅历交织，促使他不断思索，国画的价值是否只依附于职业化的创作身份；当绘画褪去功利化诉求，如何以笔墨承载个体真实的心性感悟。这类内在追问，构成其国画创作展开的精神出发点。
放眼当下国画创作领域，依旧存在诸多现实困境，这些矛盾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设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一部分国画创作固守古画范式，依赖旧有笔墨图式拼接组合，缺少面向现实生命的真切体察，意趣沦为技法程式的附属，作品缺少鲜活的精神感染力；另有一部分创作者片面追逐形式的猎奇求新，生硬嫁接外来图像经验，割裂笔墨与心性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媒介审美层面，不少创作割裂国画与诗文题跋的有机联系，将国画窄化为单纯图像产出，消解东方绘画图文共生的视觉诗学特质。与此同时，国画常常局限于专业圈层内部的赏鉴流转，艺术公共性被弱化，难以充分对接更为广泛的社会精神需求。上述困境共同指向几组核心命题：如何以形式辩证法协调古法法度与个体情致；如何活化心性美学传统赋予国画精神厚度；如何重建国画图文共生的视觉诗学特质；如何拓展国画的艺术公共性。朱德俊的国画创作，正是对上述困境作出的自觉回应，多维度的探索最终汇聚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总命题之下。
形式辩证法，是理解朱德俊国画创作的核心方法论支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国画创作层面的形式实践样本。形式辩证法所要处理的，是画面内部多重对立要素之间动态制衡的关系，而非单一绝对的形式标准。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古法古韵与个体情致构成一组核心的辩证关系。区别于一味恪守古画范式、亦步亦趋摹仿古人面貌的创作取向，也区别于完全抛弃传统笔墨法度、肆意挥洒的宣泄式表达，在写意花鸟的创作实践之中，他一方面尊重历代国画沉淀下来的笔墨法度，取法传统而来的古韵格调成为画面重要的审美基底；另一方面又不被旧有图式完全束缚，以自身的生命感悟参与笔墨的取舍，追求画面的意趣表达，在笔墨的虚实、枯润、疏密之间流露个体的精神情致。与此同时，题材专攻与笔墨融通构成另一重辩证维度，其创作重心落于写意花鸟，而并不将创作变成题材符号的简单重复，力求笔墨语言本身承载情绪与感悟，不为物象表象所桎梏。这种对形式矛盾的自觉驾驭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之下的国画形式建构，不必照搬外来的形式分析体系，完全可以立足本土国画实践，在多重对立要素的制衡之中生成属于当代的笔墨秩序。
心性美学作为东方审美范式的核心范畴，在朱德俊的国画之中得到创造性活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筑牢文脉根基。心性美学并不指向某一套固定的画面范式，它强调创作者内在精神、生命修养投射于笔墨，是心与物交融之后生成的精神向度。区别于把国画仅仅视作技法演练的创作取向，也区别于将心性体验局限于古代文人隐逸意趣的做法，朱德俊拓展了心性美学得以生成的现实土壤。其国画的心性表达，不再仅仅依托古代文人的精神境遇，同时融入自身数十年行医经历所涵养的生命体察，以及晚年归心绘事之后的平和心境。笔墨的起落、墨色的变化，不只是塑造物象的手段，更是内在心绪的外化载体，物象的描绘服从于心神的抒发。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国画精神内核的背离，而是心性精神赖以生成的现实土壤发生时代迁移，传统的心性修持，不再只局限于古代文人的书斋境遇，同样可以扎根当代普通人完整的人生阅历。这一文脉实践带来重要启示，传统审美范畴的当代活化，不在于照搬古人的题材样貌，而要把握心物交融的精神内核，拓展心性美学赖以生成的现实土壤，让古典审美智慧能够阐释当代人的生命体验。
视觉诗学的自觉延续，构成朱德俊国画实践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当中对国画媒介本体的认知。国画的视觉诗学，指向图像、诗文题跋、书法笔墨彼此交融共生的整体性审美机制，并非图像与文字的简单拼接。区别于将国画简化为单纯图像生产，轻视题跋诗文价值的创作路径，朱德俊依托自身的文学积累，延续文人国画图文共生的传统。画面物象经营与题识书写相互配合，文思涵养绘画意境，笔墨又反过来烘托文字的情志，使整幅作品形成完整的审美有机体。题跋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装饰，而是作品精神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完成心物交融的审美建构。这提示我们，解读当代国画不能仅仅局限于图像造型分析，应当重视东方绘画图文互映的视觉诗学特质，建立契合国画本体的阐释视角，而不是完全套用外来图像学的单一评判逻辑。
艺术公共性的自觉拓展，则让朱德俊的国画创作走出私人案头的狭小闭环，补充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传统国画在漫长历史之中，大多面向文人圈层，作品流传局限于藏家、雅集赏鉴。新时代的国画艺术，则需要探寻通向更为广阔社会大众的传播通路。从其整体实践来看，他的国画创作，恪守写意国画的笔墨审美品格，不向低俗趣味妥协；同时作品走出个人案头，参与全国性书画交流展，被地方人大、宗教文化机构以及社会友人所收藏，被收入多部艺术合集，进入公共收藏与社会赏鉴的场域。作为地方艺术社团的一员，参与各类艺术交流活动，推动国画审美在地方圈层传播。这种转化，并非消解国画的艺术格调，而是让写意国画突破私人把玩的边界，进入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艺术公共性不等于降低艺术的专业标准，而是搭建桥梁，让高品质的国画创作参与地方公共文化建设，落实文艺人民性的时代内涵。
站在学理研判的立场客观审视，朱德俊的国画探索，只是当代国画多元现代化路径当中的其中一支，并不代表传统国画现代转化的唯一标准答案。作为晚年潜心绘事的实践者，其创作更多依托后天修养与生命体悟，在笔墨语言的进一步淬炼、题材维度的时代拓展层面，仍然存在持续掘进的空间。但瑕不掩瑜，这份跨职业创作者留下的实践样本拥有很高的参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能仅仅依靠专职职业艺术家的创作样本，必须持续从鲜活多元的创作现场汲取实践经验。图像转向席卷全球的时代，如何运用形式辩证法处理国画内部的形式张力、活化传统心性美学的当代内涵、接续国画图文共生的视觉诗学传统、释放国画的公共文化效能，都是当代国画领域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综合回望朱德俊数十年的国画求索，可以提炼出多重可推广的启示。第一，当代国画革新，应当善用形式辩证法，处理好古法法度与个体情致之间的动态平衡，从本土国画实践中挖掘形式方法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形式实践根基。第二，心性美学这一古典审美范畴具备强大的生长潜能，不必拘守古代文人的精神境遇，拓展心性体验赖以生成的现实人生土壤，实现东方审美文脉的活态赓续。第三，理解国画应当重视图文共生的视觉诗学，尊重国画媒介的整体性特质，建立适配本体的阐释路径。第四，新时代国画应当自觉发掘艺术公共性，在坚守笔墨品格的前提下拓展传播边界，参与公共文化建构，落实文艺人民性的时代要求。
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必然呼唤民族绘画文化的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设，既离不开理论家的体系化梳理，也离不开一代代国画创作者持续不断的笔墨开拓。朱德俊扎根个体丰厚的人生阅历，师承接续文人国画学脉，于写意花鸟领域笔耕不辍，自觉回应审美现代性的时代命题，在图像转向的全球文化语境之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他的艺术探索，把文化自信落实到形式思辨、心性涵养、视觉诗学与公共传播的各个层面，为传统国画如何对接当代社会、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留下一份来自跨职业丹青实践者的可研读的实践范本。这份沉淀人生阅历的创作经验，也汇入新时代中国美术发展的浩荡洪流，为民族国画的创新发展提供富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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