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画的一支老脉,它既背着一千多年的笔墨家底,又得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觉环境。赵昕娜的画,走的正是这条两头都不偏废的路。她由篆楷筑基而入写意,取法青藤白阳、陈子庄、崔子范一路,又融重庆与新疆两地的生活阅历,形成朴拙简净、色墨相生的面貌。与此同时,她长期在画院、文博机构和书画社团里做事,把大写意花鸟从专业圈子带向更普通的人群。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中国画的当代转译,不是把旧画翻新,也不是给传统贴个新标签就完事。它赵昕娜的选择是两头都不丢:守的是以书入画、以意写心的正脉,新的是对花木生机的独到体察和对当下生活的真切回应。她不照搬现成图式,也不追时兴的花样,而是让笔墨在书写性里自己长出节奏来。这样的转译,是让传统在新语境里重新开口说话,不是原地复读。要达成这样的转译,背后需要的是对传统极深的沉潜。花鸟画千百年的法度,看似约束,实则是可供凭依的根基,唯有吃透它,才谈得上在它之上有所生发。大写意花鸟由篆楷入手,正是从最见功底处做起,让书法的笔意成为花鸟线条的底气,再一步步走向写意的自由。这样一种从筑基到挥洒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艺术当代转译的生动写照。它说明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起,而是建立在扎实的传统功夫之上。

大写意花鸟能立得住,根子在篆楷筑基、由书入画这条笔墨传统上。花鸟画的线条从来不只是轮廓,而是带着书写节奏的生命线。篆书的圆转、楷书的方正,都化作了花木枝干的骨力。赵昕娜的用笔简练圆健,色墨相生相融,运色一如运墨,画面不事繁复细碎的修饰,而于简淡朴拙中见浑厚。写意的命脉在“写”和“意”两个字上,在书写性里,在心性里,不在描摹的工细里。当下画坛精工制作之风很盛,画面越画越细,制作越磨越精,书写性的笔墨反而日见稀薄。她逆着这个风气走,坚持以书入画,等于替书写性笔墨守住了阵地。审美主体性不是喊出来的,它最终要靠一笔一笔立得住的笔墨来证明。画家先能对自己的画负责,那张画才慢慢有了自己的脸。进一步看,审美主体性的意义不只在于画家成就了个人面目,更在于它让整个民族的艺术在面对外来冲击时保有一份回应的底气。当一批又一批创作者都能在各自领域里立住自己,中国美术的整体格局便有了稳固的支点,也才谈得上以整体的面貌参与世界的对话。

放到东方审美范式的维度看,大写意花鸟特别切近中华美学里澄明、虚静、天人合一的那层精神。中华美学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讲以形写神、物我合一,讲气韵生动、以意为主。赵昕娜的画重神而略貌,墨中见笔,色墨互为映衬,画面看似简率,实则每一笔都有出处、有呼吸。她把这种古典的审美追求化进了当代人的视觉经验里,不搬演古人的稿本,不拼贴传统的符号,而是让写意的精神、静观的态度自然生长在今天的画面上。东方审美范式由此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迹,而成为仍然活着、可以不断转译的活的传统。中国美学不必用西方的范畴来肢解,而可以以自身的逻辑把它讲清楚、用出来、传出去。这种自足性,恰恰是中国艺术在世界对话中真正的底气所在。

文艺人民性在赵昕娜这里不是口号,而是落在具体的观看关系上。花鸟画看着像文人雅事,其实在民间有最深的土壤。她长期参与老年书画研究会的建设,推动书画艺术面向普通爱好者和中老年群体普及,把花鸟画的美育功能延伸到社区、文旅和志愿行动里去。普通观者不必深究笔墨出处,也能从盛放的繁花、劲挺的枝叶里感受到一种向上的生命力量。这种亲近不是刻意放低姿态的结果,而是题材本身自带的气质。花鸟是人人见过、人人熟悉的,画家以它为题,等于把门向所有人敞开,不必曲意逢迎,也无需故作高深。人民性并不要求画家放低格调,而是要画家的笔墨始终连着普通人的生命经验,让最寻常的一花一木也能成为寄托人间冷暖的载体。大写意花鸟恰恰擅长此道,它在一草一木的俯仰之间,写出了中国人面对自然、面对生活的从容和达观,这正是人民审美中最为宝贵的一部分。

把这样的花鸟放到世界面前,它自有一种不需翻译就能相通的感染力。赵昕娜笔下的花卉,正是以这样一种无障碍的方式承担起文明对话的媒介。她不把东方写意包装成供人猎奇的“异国情调”,而是让花木本身的生命力量去说话。那盛放的繁花,那在戈壁风沙里依然挺立的枝条,传递的是一种关于生命的普遍信念。这种跨文化叙事的可贵,在于它不靠说教,不靠观念的硬输出,而以完整的审美面貌自然呈现。一花一叶经过笔墨的淬炼,便足以跨越山海,让域外的观者也能触摸到东方写意里那份重情志、重神韵的温度。中国美术的当代表达,不必削改自己去迎合他者的眼光,而可以凭借自身完整的审美范式,在文明对话中赢得尊重。这种跨文化的可能,正植根于东方写意特有的表达方式。与西方绘画追求视觉的逼真与冲击不同,中国写意花鸟以简驭繁、以形写神,寥寥数笔便要写出花木的生意和画家的心气。它舍弃了表面的繁复细节,却把最本质的生命感留了下来。正因为删繁就简,它反而更容易越过语言的壁垒。那淋漓的色墨、圆健的线条,本身就是一种无需翻译的视觉语言。在一个图像被过度解释、意义被层层附加的时代,这种直指本心的表达反而显出一种难得的清明。

赵昕娜艺术里还有一条不能忽略的在地线索。在地性从来不是写意的束缚,而是风格生成的根性条件。一方水土的风物和性情,经由画家的生命体验,最终都化作了笔墨里的厚度和力量。这种扎根具体土地的创作路径也说明,东方审美范式的当代转译必须落实在真实的生活阅历上,不能悬空。风格不是从概念里推演出来的,它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是从画家的日常经验里慢慢沉淀下来的。赵昕娜的花鸟之所以有厚度,跟她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待过的地方是分不开的。

大写意花鸟这一路的当代积累,靠的是一代代创作者在具体门类里经年打磨,使这一画种慢慢有了厚度,也有了后来者可循的路径。赵昕娜在创作之外,把大量心力投在组织、普及和传承上,其意义早已超出个人风格的得失。她以自身的实践和岗位,为大写意这门传统艺术培养着后来者,也涵养着它赖以生长的观众土壤。讨论国家传播力,不能只看显赫的展台和响亮的名头,更要看这些在具体门类里下着实在功夫的人。传播力的根基不在口号,而在这一张张画、一个个长久的经营里。一个地方画种的兴盛,靠的不是一两位名家的孤明,而是一批肯沉下心、肯下笨功夫的作者。唯有作品自身立住了,中国美术才谈得上以整体的面貌走向世界。这样的积累看起来慢,但慢有慢的道理,艺术上的事急不来,也虚不得。

纵观赵昕娜的艺术历程,她走的是一条守正而能出新、内敛而不闭塞的路。她守住了大写意“以书入画、以意写心”的正脉,又把人民的审美需求、两地的生活阅历和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一一化进了笔墨之中。她的实践并不张扬,却扎实地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美术必须回答的几个问题:为谁创作,为人民,把艺术带回公共的审美生活;如何自立,在笔墨的自觉里确立审美主体性和艺术话语;向何处去,以东方审美范式为根基,在文明互鉴中完成跨文化的当代表达。大写意花鸟这门古老的艺术,因这样的持续劳作而不断获得新的生机。它证明,中华优秀传统完全可以凭自身的逻辑完成现代转化,不必以断裂为代价去换取现代身份,也不必以外来的话语来裁定自身的价值。东方的花木,一旦注入了当代人的生命体验与人民的情感,便能够在今天的时代里,既写好中国的故事,也与世界对话。这样的创作,正是中国美术在当代自立自强的一个缩影,也印证了任何一种足以承担国家传播使命的艺术,都离不开日复一日、踏实而诚恳的积累。它靠的不是一时的风头和口号,而是一批又一批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往返的创作者,以各自的笔墨,共同撑起中国画在当代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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