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文化叙事框架之下,当代书法发展面临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书法创作如何处理法度规约与性情抒发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个体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如何沉淀、内化,转化为笔墨的精神底色;书学理论思辨与临池实践怎样实现双向赋能;拥有多重社会身份的书写实践者,如何借助展览、出版、机构收藏等公共载体,完成书法文脉的社会化传播。徐锡澄,1943 年生于江苏常州,得林散之先生亲炙教诲,身兼社会公职与书界多项重要职务,数十年临池不辍,深耕书法领域,并且开展对应的书学理论研究。他立足传统书法理法,提出并践行书法性情的书学观念,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笔墨,兼顾日常书写、理论研究、个人专题展览与作品集出版传播。他既没有落入一味摹仿古帖、固守旧有范式而压抑主体情志的复古窠臼,也拒绝抛弃书法规矩、片面肆意挥洒的创作取向,以法情兼备的书写实践、理实互证的治学路径、公共场域的传播实践回应审美现代性的时代拷问,为当代书坛重新审视书法 "性情" 这一核心命题,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一份兼具社会阅历与文人书学修养的鲜活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书法现代化进程,书法始终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脉络之中。书法历来被视为最具主体抒情性的艺术门类,"达其性情,形其哀乐" 是古典书论的核心追求。进入现代,碑帖交融的大环境下,书坛对于书法审美理想的理解分化出两种值得反思的思想偏向。泥古守旧一路,把古代碑帖的字形、笔法范式奉为不可逾越的标准,把临摹复刻等同于文脉传承,只追求点画形似古人,忽视书写者主体精神的投入,作品法度完备却缺少生命气息;另一重偏向片面放大书法的抒情属性,误将狂怪缠绕等同于性情释放,轻视对传统笔法源流的研习,脱离书法规范,抒情沦为表层形式的炫技。二者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仿佛恪守法度就必须压抑性情,张扬性情就要冲破古法的约束。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质上便要破除这种二元思维,坚持情理统一,探寻以法度为根基、以性情为内核的书法发展道路。徐锡澄的书法实践正是置身这一历史语境,走出区别于上述两条路径的第三条道路,印证书法的性情抒发必须建立在严谨法度之上,现实社会阅历同样可以滋养笔墨境界,这也是其实践具备史学参照价值的核心所在。

个体的书学认知,生成于少时翰墨熏陶、名师点拨、丰富社会历练、临池实践与理论思辨的多重浸染。徐锡澄自幼便喜爱书法,数十年坚持研习,后受林散之先生指点,承接江南书坛重气韵、重心性的学理脉络。丰富的社会履职经历,拓展了他对世事人情的体察,这份生命积淀并非游离于书写之外,而是潜移默化塑造其审美格局。在长期的书学求索中,他一边沉潜历代书法经典,打磨笔法使转、结体布白的硬功夫,一边展开理论反思,对书法与性情的内在关联进行专门研究,形成自身的书学观点。办个人专题展览、出版作品集、作品被权威机构收藏、理论评论斩获专业奖项,这些经历又不断促使他回望、校验自身的书写道路。多重经历交织,促使他不断追问:书法当中法度与性情如何实现共生共存;世俗社会阅历如何转化为笔墨境界;书学理论研究如何反哺临池实践;具备公共身份的当代书写者,应当如何利用公共媒介传承弘扬书法文脉。这些根植于书法本体的追问,构成其书学求索的思想出发点。

放眼当下书法领域的整体生态,依旧存在诸多现实困境,这些矛盾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设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一部分研习者终日临习古帖,谙熟字形使转,但缺少主体情志投入,作品徒有形式而精神寡淡;部分创作者片面追求外在奔放,传统根基薄弱,把肆意缠绕当作性情表达。理实关系层面,不少研习者将理论研究与临池书写相互割裂,要么空谈书学义理缺少笔墨体验,要么埋头练字缺少理论反思。在心性美学层面,部分书写者仅仅把书法看作技法训练,忽略人格、阅历对于书写境界的提升作用。在艺术公共性层面,部分书家局限于私人书斋,忽视展览、出版、机构收藏等公共渠道对于书学传承传播的价值。上述困境共同指向几组核心命题:如何以形式辩证法处理法度与性情抒发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历代书学资源完成创造性转化;如何理解人格阅历在心性美学当中的价值;如何发掘展览、出版所承载的书法艺术公共性。徐锡澄的书法实践,正是对上述困境作出的自觉回应,多维度的探索最终汇聚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总命题之下。

形式辩证法,是理解徐锡澄书法实践的核心方法论支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性情表达语境下的形式实践样本。形式辩证法所要处理的,是书写内部多重对立要素之间动态制衡的关系,而非单一绝对的形式标准。从其书法实践来看,严谨的法度规约与书写主体的性情抒发构成一组核心的辩证关系。区别于死守古法而情志闭塞,也区别于放纵情绪而消解法度的创作路径,徐锡澄的书法以历代传承的笔法体系作为根基,恪守用笔、结字的内在规范,在此基础之上释放个体精神情志,做到性情依托法度得以显现,法度因性情而摆脱僵滞,实现法中有情、情不离法。与此同时,对传统范式的继承与个人精神面貌的生成构成另一重辩证维度,他汲取前贤书法的笔墨智慧,但不做简单摹仿复制,在古法框架之内融入个人的人生感悟与精神气质,于继承之中寻求自我表达。这种对形式矛盾的自觉驾驭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之下的书法形式建构,法度和性情并非二元对立,法度是性情抒发的基础,性情让法度拥有鲜活生命力,在多重要素的制衡融合之中生成属于当代的书写秩序。

创造性转化作为书学文脉赓续的重要路径,在徐锡澄的书法实践之中得到具体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筑牢文脉根基。创造性转化不是直接照搬古代书法的现成字形样貌,而是萃取传统书论、书法创作底层情理合一的精神逻辑,剥离旧时代的历史局限,使之适配当代人的生命体验、理论研究以及公共展陈现场。传统书学很早就确立书法 "写情" 的审美理想,但古人的性情表达依托于古代的生活境遇。徐锡澄对于书法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落实在创作与理论两个层面:一方面立足当代视角重新阐发书法性情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把这份认知落实到临池实践,将古代情理兼备的书学内核,对接当代个体的生命阅历,再通过个人展览、作品集出版完成社会化传播。这一文脉实践带来重要启示:传统书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重点不在于复刻古帖外在样貌,而要萃取法度与情志相统一的精神内核,对接当代的精神体验,让千年书法传统获得持续生长的活力。
心性美学的笔墨内化,则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当中心性美学的现实内涵。书法心性美学讲求人书合一,笔墨更是人格情志最为直接的载体。区别于把书法简化为纯粹笔法字法技术训练的研习取向,徐锡澄书法境界的形成,不只来自案头临帖,也得益于丰富的现实人生历练。社会经历涵养精神格局,人格修养反哺笔墨格调,与临池研习双向滋养。他围绕书法性情开展的理论思索,本身也是自我精神梳理的过程,书写成为人格情志外化的载体。这印证,心性美学并非古代文人的专属追求,当代书写者同样能够将人生阅历、精神品格内化于笔墨,推动东方书学心性论实现活态延续。

艺术公共性的实践展开,则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书法的公共性并不局限于书斋私藏,专题个展、专业出版、文博机构收藏、文艺理论评奖,都是书法面向社会传播文脉的重要场域。徐锡澄通过个人专题公开展览向社会呈现书写成果,依托专业出版社推出书法作品集,作品被权威文博机构收藏,相关书学理论成果斩获专业文艺评论奖项。借助这些公共载体,将自身对于书书法度与性情的思考向外传递,让书学思考走出私人书斋,面向社会传播,正是文艺人民性在书法领域的具体显现。
以学理审慎的视角加以研判,徐锡澄的书法探索,只是当代书法多元现代化路径当中的其中一支,并不代表传统书法现代转化的全部答案。在法度与性情的平衡之中进一步强化独树一帜的个人笔墨语言辨识度,依旧是书法创作可以持续掘进的方向。但瑕不掩瑜,这份法情并重,兼顾创作、理论、公共传播的实践样本拥有很高的参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拒绝单一化、标准化的艺术标准答案,容纳多元、差异化的书写路径。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来不是依靠某一个艺术家完成,而是无数差异化的实践样本,彼此对照、相互补充,搭建完整开放的理论框架。图像转向席卷全球的今天,如何运用形式辩证法平衡书法法度与性情抒发、完成传统书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心性美学向笔墨的内化、发掘书法的艺术公共性,都是摆在当代书坛面前共同的时代命题。

综合回望徐锡澄数十年的书学求索,可以提炼出多重启示。第一,当代书法革新,要善用形式辩证法,把握法度规约与性情抒发的动态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夯实形式层面的实践根基。第二,书法的创造性转化,重在继承传统情理合一的精神内核,对接当代生命体验,实现民族书学文脉的活态赓续。第三,心性美学的涵养不只依靠书斋临帖,现实人生阅历与人格修养同样能够提升书写的笔墨境界,达成人书互养。第四,书法的艺术公共性能够通过专题展览、出版、理论研究、机构收藏得以实现,是传承传播中华书学文脉的重要路径。
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必然伴随中华书学文化的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设,既离不开理论家的体系化梳理,也仰仗一代代书家笔耕不辍的开拓。徐锡澄承接江南书学文脉,受名师指点,数十年沉潜书法,兼顾书写实践与书学理论思辨,坚守法度、高扬性情,依托展览出版开展书学传播,自觉回应审美现代性的时代命题,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他的艺术探索,把文化自信落实到形式思辨、文脉转化、心性涵养与公共艺术实践各个层面,为当代书法如何处理法度与性情的关系,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体系建构,留下一份可研读的实践范本。这份来自当代书坛的创作经验,也汇入新时代中国书法发展的浩荡洪流,为民族书法的创新发展提供富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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