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需处理一类长期被画种壁垒遮蔽的经验,即同一创作者在不同媒介之间的往返。这一经验关涉两个核心命题:媒介的现代性是否必须以单一语言的纯粹性为前提,文化的主体性是否只能通过题材与符号来确认。朱华的实践正落在这一交叉地带。他1965年生于南京,199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此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学专业及海外写生课程中进修,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国肖像协会会员,长期同时从事油画人物肖像与漆画创作。这一双重身份并非履历上的并列,而是其语言结构的内在条件:肖像提供造型与色彩的直接性训练,漆画提供程序与时间的间接性经验。二者的互涉使他的绘画在写实传统与东方审美之间形成一种可检验的中间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中国现代美术的学科格局中,油画与漆画分属两套平行的知识系统。油画自二十世纪引入以来围绕造型、色彩与写生建立教学体系,其现代性叙事以形式自律与主体表现为轴;漆画长期附着于工艺美术建制之内,至二十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取得独立画种地位,其评价尺度在材质工艺与绘画性之间反复摆动。分野带来一个方法论后果:跨媒介经验常被解释为兼能或旁涉,而少被当作语言问题讨论。由此产生两种解释惯性:把漆画视为油画的材质变体,以绘画性覆盖工艺性;或把油画中的东方趣味视为漆艺经验的移植,以装饰性替代结构性。二者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不同媒介的程序能否相互校正,这种校正又如何生成新的形式判断。
朱华的知识路径具有可追溯的结构。南京艺术学院的本科训练奠定造型与色彩基础,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油画进修强化了对笔触与明暗关系的控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美术学进修提供了把经验转为陈述的能力,2016年的海外写生课程又将现场观察引入创作。这一序列的意义不在于学历累积,而在于三种能力的互补:造型的可靠、现场的感受、表述的自觉。作为一级美术师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的创作须接受全国美展体系的检验;作为美国肖像协会会员,又须回应国际肖像评价的惯例。两种机制的重叠,使他的肖像画在构图、光色与神态处理上呈现出可比较的规范意识,这正是跨语境实践所需的自我校准能力。

架上绘画在当代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方向。其一为影像媒介对再现功能的挤压:当摄影与屏幕能以更高保真度提供容貌信息,肖像画若仍以形似为目标,存在理由便无处安放。其二为画种内部的两极分化:油画一端趋向写实的技艺化,另一端趋向观念的文本化,中间地带反缺理论支撑;漆画一端被工艺化定位,以髹饰精密度为尺度,另一端被装饰化定位,以视觉愉悦为归属。三重压力造成一个后果:跨媒介实践容易停留在趣味层面,难以进入语言层面的论证。朱华的作品在此显示出讨论价值,其肖像不依赖形似的说服力,其漆画也不依赖装饰的愉悦,二者都试图从各自媒介的程序中提取形式判断。
两套媒介的程序差异,构成理解朱华跨媒介实践的前提。油画以直接性为特征:颜料在湿态中被调和、被覆盖,判断须在作画过程中即时完成。漆画以间接性为特征,髹涂、罩明、磨显构成基本环节,色层的显现依赖打磨深度,画面在遮蔽与显露之间逐步成型,判断被推迟到工序后段。这一差异决定了两类画面的时间结构:前者留下动作的痕迹,后者留下过程的痕迹。朱华的处理值得注意,他在油画人物的背景上使用大面积纯色平涂,削弱空间叙事密度,使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接近于漆画的色层关系;在漆画的构图经营中,他又引入油画的空间透视与明暗层次,使工艺程序服从绘画结构。这种双向借用不是样式移植,而是程序意识的迁移,两类作品因此共享一套关于显露与遮蔽的形式判断。

漆艺的文脉比通常估计的更长。自新石器时代的髹涂,至战国的彩绘、汉代的金银扣,再至明清的雕填与螺钿,中国漆艺形成了以藏与显为核心的审美逻辑:美不在表面的直接呈现,而在层叠之后的逐步透露。这一逻辑与东方美学的含蓄、蕴藉互为表里,也与文人画所推崇的言外之意同源。朱华的漆画多取材江南风物,《平桥流水》《寒塘碧月》《秋韵》诸作以水乡景物为对象,结构疏朗,色调沉静,意境的生成依赖材质的温润与光泽,而非题材的叙事强度。就此而言,他接续的是髹饰文脉中重材质、重含蓄的一支,而非以漆艺承载宏大叙事的一支;这一取向使他的漆画在当代漆画界普遍追求尺幅与题材重量的风气中显得克制。
肖像画的核心问题不在形似,而在对他者面容的承认。这一判断涉及肖像的伦理维度:被画者不是画家表达自我的材料,而是应当被尊重的主体。朱华的肖像处理显示出对这一维度的自觉。他多采用纯色或低密度背景,剥离被画者的社会标识,使注意力集中于人物的姿态与神情;人物的行止坐卧各具空间分量,手部的处理往往比面部更为放松,因为手最能透露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的状态;面部的明暗过渡细腻而不甜饰,未完成的笔触被保留在边缘与衣物处,使人物不至于被固化为完成的标本。这种克制既是美学选择,也是伦理选择,它承认被画者身上存在无法被完全把握的部分,并以笔触的松弛为之留出位置。

《那个年代我们在鲁艺……》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记忆样本。该作获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奖提名,题材指向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一段特殊经历。此类历史题材的绘画容易滑向两种失败:或以插图化的情节重建替代形式建构,使画面成为文字的图解;或以抒情的怀旧遮蔽历史的复杂,使记忆被简化为感伤。该作的立足点在于群像的空间组织,人物的位置关系承担叙事功能,光线与色调承担时间感,个体面容的差异承担历史的具体性。图像在此不是历史的装饰,而是历史的证词,它提供的不是结论,而是可供后人反复辨认的现场。与之相对,《追风》所处理的体育题材以身体的动势记录另一时代的时代感,两类题材在方法上统一,即以造型而非说明承载记忆。

回到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命题。该体系的建构常遭遇两种失误。其一为现代性的单线理解,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以域外谱系替代本土问题,结果是本土经验只能作为例证被纳入他人的叙事;其二为民族性的符号化理解,以可识别的文化标记替代文脉的实质承续,结果是传统沦为视觉装饰。朱华的实践对两者均构成反证:他使用油画这一外来媒介,却以东方审美的观照方式处理人物;他延续漆艺这一本土文脉,却以现代绘画的空间结构改造其工艺惯例。这表明媒介的现代性与文化的主体性并不互斥,二者的结合点不在题材而在程序,唯有两套媒介的制作逻辑相互校正,跨媒介实践才具备理论意义。
作品进入公共收藏与国际赛事的方式同样值得分析。《平桥流水》获2013年中国(厦门)漆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2014年为厦门市美术馆收藏;《寒塘碧月》于2016年由江苏省现代美术馆收藏,2018年参加在波兰华沙举办的“溯古融今——中国漆画展”;《照镜子的女人》获第二届佛罗伦萨国际年度艺术展荣誉提名,《女性肖像》在2025年美国国际肖像比赛中获优秀奖。这些接受事实的意义不在奖项层级,而在于它们显示出两种可通约性:漆画的水乡意境能够被异域观众理解为一种关于时间与物质的氛围,肖像的神态刻画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读解为人的情绪。国际认可在此不依赖符号的可辨认,而依赖经验的可通约。
就艺术定位而言,朱华的绘画具有清晰的类型归属。肖像构成其创作的重心,漆画则提供程序上的参照系;两套系统在他的手中彼此校正,却尚未完全合流,油画仍以直接性的笔触为主导,漆画仍以间接性的工序为主导,二者的交汇主要发生在空间观念与色调控制层面。这一状态属于跨媒介实践的常态:媒介的差异不可能被彻底取消,能被动摇的是判断的单一性。他的作品因此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地方性的现代方案,以学院的造型训练为基础,以东方审美的观照方式为调节,以两套媒介的程序互涉为方法。其有效性在于提供了一条具体的、可辩护的形式路径,而不在于提供可复制的样式。
综观朱华的创作实践,可提炼四点学理启示。第一,跨媒介实践的理论意义在于程序的互涉而非样式的拼合,唯有两套媒介的制作逻辑相互校正,形式判断才会发生实质变化。第二,本土文脉的当代延续以材质与工序为中介,髹饰传统中藏与显的审美逻辑可通过色层与打磨进入现代绘画的空间建构,不必停留于纹样与题材。第三,肖像画的当代价值在于对他者面容的承认,写实能力只是前提,克制与留白才是伦理态度的显现。第四,历史题材的图像证词性优先于叙事性,造型与空间的组织比情节重建更能承担记忆的重量。朱华在油画与漆画之间的往返,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跨媒介维度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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