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丽：论沙漠（沙兴贵）写生传统视域下的国画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文化叙事框架之下，国画 “师造化” 的古老命题在当代不断被重新提问。写生本是传统山水画获取生机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当下的创作现场，写生常被降格为两种简陋形态：或是对着照片与风景原样取景，以描摹代替笔墨转换；或是把现场感受草草记录，回到画室后依旧落回旧有图式，写生沦为程式复述的素材采集。由此衍生一系列亟待辨析的问题：写生所得的第一手视觉经验，如何真正转化为笔墨语言，而不是照片的图像复刻；长期临摹积累的程式法度，与面对真山真水时的现场感受之间，怎样建立互相校正的关系；身处特定地域，长年的山川观察能否沉淀为稳定的审美语感，而不是浮于题材标签；当一个创作者同时承担展览创作、基层美术普及与社会公益事务，写生与创作的本体重心如何不被动摇。正是在此现实语境下，沙漠的国画实践显现出独特的研究价值。他既没有把写生简化为对景描摹，以形似替代笔墨；也没有闭门摹古，让程式吞掉现场感受。他以临摹所得的法度为底，以江淮山川的长期观察为源，在山水题材的持续写生与创作之间往返校验，同时兼顾展览交流、基层美术传播与公益艺术实践，为我们考察写生传统在当代国画中的有效运转，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实践样本库，提供了来自江淮地域的典型个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写生与临摹的关系始终是国画转型中的核心张力。传统画学强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把真山真水视作笔墨生发的源头；而明清以来的画谱传承，则使程式图式成为可教可学的主要路径。近代以来，写生被引入学院教学体系，成为改造国画的重要方法，但也在实践中衍生出两种值得反思的思想偏向。一类创作者把写生理解为对景复制，以速写式的形似替代笔墨转换，画面有了现场感却失去笔墨质量，山水变成风景说明图；另一类创作者固守画谱程式，把写生仅仅当作搜集构图的工具，回到画室便重新落回旧有皴法与前人丘壑，现场经验被程式彻底消化，画面精熟而气息陈腐。
二者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仿佛重视写生就必须放弃笔墨法度，恪守程式就必然牺牲现场生机。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质上便要破除这种二元思维，确认写生与临摹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校关系，以法度约束写生的散漫，以现场检验程式的僵化，把 “师造化” 从口号转化为可持续运转的当代创作机制。沙漠的国画实践正是置身这一历史语境，走出区别于上述两条路径的第三条道路，印证写生传统在当代依然能够为国画提供真实生机，地域长年观察可以生长出个人化的笔墨语感，这也是其实践具备史学参照价值的核心所在。
创作者对写生的认知，生成于江淮地域的长期浸润、传统笔墨的系统临习、真山真水的持续对景观察、各级展事的反复校验、基层美术传播与社会公益实践的多重经验。扎根皖北江淮一带，四季分明的平畴与丘陵、水气与土坡的层次变化，为其提供了不同于名山大川的观察对象；这类并不奇险的寻常山水，恰恰更考验笔墨的概括能力，迫使创作者在平淡中找结构、在细微处辨虚实。他一方面系统临习传统山水的皴法、树法、章法，建立起判断一幅画是否立得住的底线；另一方面坚持对景写生，把现场的光线、空气、地势起伏转化为可落笔的笔墨关系。多次参与省级与区域性美术展事，在评审与同行的反馈中反复校正自己的语言，同时参与基层美术传播与公益艺术实践。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不断向内追问：写生所得的现场感受，哪些可以直接入画，哪些必须经过笔墨转换才能成立；临摹得来的程式，哪一部分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判断力，哪一部分是需要被现场推翻的惰性；江淮这样的寻常山水，如何避免画成千篇一律的丘陵图式；当展览、公益、传播等事务并行，写生这一需要长期沉潜的功课如何守住。这些根植于国画本体的追问，构成其艺术求索的内在出发点。
放眼当下国画创作领域，写生实践的失效依旧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矛盾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体系建设需要直面的现实命题。一部分创作者依赖照片与影像素材，写生退化为图像拼贴，笔墨与现场感受之间失去血肉联系；部分创作者把写生当作构图采集，画面结构取自自然，笔墨语言却完全来自旧谱，形成现场与语言的两张皮；在山水题材的当代转化上，不少作品满足于地貌特征的如实记录，缺少对山川气息的提炼；在公共实践层面，部分创作者把基层传播、公益事务视作与本体创作无关的负担，忽视这些场域反过来能提供的观察视角。上述困境引申出几组核心议题：如何以形式辩证法处理写生现场感受与笔墨程式法度之间的互校关系；如何对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这一传统命题完成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当代创作机制；如何理解地域长年观察所带来的在地性滋养；如何认识展览、基层传播与公益实践所承载的艺术公共性。沙漠的国画实践正是对上述困境作出自觉回应，多维度的探索最终汇聚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总命题之下。
形式辩证法，是解读沙漠国画实践的核心方法论支点，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写生语境下的形式实践样本。形式辩证法关注作品内部、创作路径之中多重矛盾要素的动态平衡，拒绝单一固化的审美标准。在其创作实践之中，写生所得的现场感受与临摹所得的笔墨法度构成一组核心辩证关系。他不用现场感受去推翻笔墨，也不让笔墨程式去覆盖现场：对景观察时先辨地势的开合、坡石的向背、树丛的聚散，再以既有的皴法体系去试写，写不通处即回头修正用笔的轻重与墨色的层次，使现场成为检验笔墨的场所，而笔墨成为概括现场的凭据。二者互为校正，画面既有可依托的语言质量，又有不被程式化的现场气息。与此同时，传统山水图式继承与当代视觉经验生成构成第二重辩证维度。他承接传统山水的造境理路，却不机械搬用前人的丘壑布局，江淮一带平缓连绵的地貌、湿润的空气与分明的四季，促使他在层次处理、虚实关系、墨色浓淡上作出属于自己的调整，寻常山水因此获得了不同于古画的气质。这种矛盾要素的动态平衡给予我们启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画写生，不以复制自然为目标，也不以延续程式为终点，而是让笔墨在与现实山水的持续对话中被反复锤炼，在多重力量的制衡中生成当代的笔墨秩序。
创造性转化作为中华文脉赓续的重要路径，在沙漠的写生实践中得到具体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夯实文脉根基。创造性转化不是重复古人 “师造化” 的结论，而是把这一命题从画论格言转化为可以执行的创作环节：写生如何取景，观物如何取舍，何者入笔何者舍弃，现场经验如何压缩为笔墨结构，回到画室后又如何在不脱离真实感受的前提下完成经营位置。传统画学把 “中得心源” 讲得极为精要却语焉不详，当代实践的难点恰在于为这层转化补上可操作的中间环节。沙漠的做法是在写生与创作之间建立往返机制，同一处山川在不同季节、不同气候条件下多次观察，先以速记手段捉其势，再以完整笔墨写其质，最后在画室之中重组构图而不脱现场得来的气息。这样形成的作品，既进入展览场域接受专业评议，也通过基层传播面对更广泛的受众，构成这套创作方法接受双重检验的渠道。这一文脉实践带来启示：传统画学命题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补齐从观念到方法的中间环节，让古老智慧在当代创作流程中真正生效。
在地性的江淮地域滋养，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当中的在地表达内涵。国画创作的在地性，不只是画面描绘江淮风物，更包括创作者长期浸润于同一片山川，对其地貌肌理、气候节奏、四季变化的熟悉，逐步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审美语感。区别于只是借用地域形象符号的创作，沙漠扎根江淮，反复面对的是并不奇险却层次丰富的寻常山水，这种长年累月的观察使他在处理坡石、水面、树丛的关系时自有分寸，地域滋养既显现在题材选择，也沉淀为整体画面温润沉静的气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画的在地性应当接纳这种形态：在地不是题材标签的贴附，而是观看方式与笔墨判断被一片土地长期塑造的结果。
艺术公共性的实践展开，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国画的公共性并不只局限于美术馆展厅，基层美术传播、公益艺术实践、区域性展览交流，都是国画面向社会发挥文化价值的重要场域。沙漠除本体写生与创作之外，参与地方与区域性展览交流，让山水作品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参与公益性质的艺术实践，把作品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创作联结起来；面向基层开展美术传播，使国画的观看方式被更多普通人理解。创作不再仅仅是个体书斋中的抒怀，而转化为面向社会的文化实践，这正是文艺人民性在扎根地方的国画实践者身上的具体体现。
站在学理研判的角度来看，沙漠的探索，只是当代国画写生路径中的一支，并不能代表国画现代转化的全部方向。在兼顾展览、传播、公益等多重事务的情况下，如何把写生积累进一步提炼为更具辨识度的个人笔墨语言，依旧是未来创作可以深耕的方向。但瑕不掩瑜，这份以写生为轴心、以地域为根基，同时接通展览与社会实践的样本，具备较高的参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单一化、标准化的评判标尺，既尊重闭门精研传统的创作者，也正视长期扎根现场、以写生驱动语言的实践者。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依靠的正是大量差异化的实践样本相互参照、互补共建。图像素材极度易得的今天，如何让笔墨重新与真实山水建立血肉联系，是整个国画界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回望沙漠多年的艺术求索，可以得到多层启示。第一，当代国画的写生实践，要善用形式辩证法，建立现场感受与笔墨法度之间的互校机制，避免写生沦为图像复制或程式复述，筑牢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形式实践根基。第二，传统 “师造化” 命题的创造性转化，重在补齐从观察到笔墨的中间环节，使画论格言转化为可执行的创作流程。第三，国画的在地性不限于物象描绘，一片土地长年塑造出的观看方式与笔墨判断，才是更深层的在地滋养。第四，国画的艺术公共性拥有广阔实现路径，基层传播、公益实践、区域展览交流，都是传承中华美术文脉不可忽视的场域。
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民族审美的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理论家的体系化梳理，也离不开一代代美术实践者持续的开拓探索。沙漠植根江淮地域，以临习所得的法度为底，以真山真水的长年观察为源，在写生与创作之间反复校验，同时接通展览交流、基层传播与公益实践，自觉回应审美现代性的时代考题，在全球化语境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他的艺术探索，将文化自信落实在形式思辨、文脉转化、在地浸润、公共艺术实践各个层面，为当代国画如何重建笔墨与真实山水的关系、如何平衡本体创作与多元社会实践，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体系建构提供可研读的实践范本。这份来自江淮画坛的实践经验，汇入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洪流，为民族国画的创新发展提供富有现实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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