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宏大建构视域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如何在当代社会实现从“文人书斋的自娱”向“大众精神生活的滋养”的跨越,是一个关乎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传播力的核心命题。在这一进程中,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学理建构,更需要扎根基层、将高雅艺术与大众审美相融通的实践者。现任北京漕运书院书记、副院长的瞿进,正是这样一位兼具深厚传统笔墨功底与强烈社会担当的复合型艺术家。他自幼酷爱书画,转益多师,绘画师从辛莽,书法师承马俊明,且先后进修于北京画院与中央美院。这种横跨中西、兼具书画双修的艺术底色,使得他的创作既能立基于传统的金石碑版与笔墨意趣,又能以极其鲜活的世俗情感与民俗意象,切入当代大众的精神生活。将其艺术历程置于文艺人民性、心性美学与东方审美范式的学术坐标系中审视,其书画艺术所展现出的“通俗向善、书画载道”的审美品格,不仅为中国书画的当代转译提供了生动的样本,更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基层实践中,树起了一面文化惠民的鲜明旗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探讨瞿进的艺术世界,其书法创作首先彰显了东方审美范式中“金石气”与“书卷气”的深度交融与当代转化。瞿进师承篆刻名家马俊明,这使其书法天然带有一种刀刻的苍茫与厚重。观其隶书与行书作品,结体端庄宽博,用笔沉涩有力,中锋行笔间尽显骨力,既有汉碑的凝重深厚,又注入了清人的灵动与金石意趣。他在楹联创作中,将这种厚重的书风与深邃的哲理相融合,如“一念种於心,忍耐常人所不能忍;四方维在足,行止故我之可以行”,其书写的线条不仅是视觉的造型,更是心性的轨迹。书法在此不仅是展示法度的工具,更是内化中国儒道哲学、锤炼人格修养的载体。然而,瞿进并没有将书法束之高阁,而是让它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他的书法作品常作为文化礼品馈赠中外友人,甚至走向了军营与校园。这种艺术认识论上的跨越,打破了传统书法局限于文人圈层的交流藩篱,让金石气与书卷气化作了连接时代、沟通中外的文化使者。


在绘画领域,瞿进的艺术认识论则呈现出一种极具视觉张力与叙事性的民俗审美表达。他的绘画虽受学院派的严谨训练,却未囿于西方式的写实再现,而是将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语汇、戏曲文化的意象精神与文人画的笔墨线条熔于一炉。其笔下的《戏之魂》戏曲人物,以及《神威正气》钟馗像,堪称传统民俗文化在现代水墨中的复苏。他画花旦,头饰色彩繁复绚烂,红蓝黄等纯度极高的色彩交织辉映,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人物的面部神情与衣纹转折,又以洗练婉转的中锋线条勾勒,娇艳而不失清雅,精湛而不失灵动。他画钟馗,以浓烈的大红袍与极具张力的阔笔泼墨形成对比,怒目圆睁,铁面虬须,手持宝剑,那种斩妖除魔的凛然正气跃然纸上。这些题材,在传统文人画中往往被视为“俗”或“野”,但在瞿进的笔下,却被赋予了强烈的审美感染力与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他深知,这种带有祈福辟邪、惩恶扬善意涵的民俗意象,恰恰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精神寄托与审美期待。他用高雅的笔墨去提纯这些通俗的意象,使得传统书画在民间叙事的土壤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心性美学在瞿进的创作中,体现为一种“入世的悲悯”与“家国情怀”的深沉交织,这突出表现在他处理重大现实题材时的笔墨把控上。中国画历来重山水花鸟而轻人物,尤其在现代语境下,如何用传统笔墨表现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与时代壮举,是一大难题。瞿进的作品《父送女参军》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这无疑是对其现实题材创作能力的极高肯定。在这类作品中,他将视线投向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担当与奉献。他摒弃了空洞的说教,以极其真挚的情感与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父女两代人之间的深情与家国大义。画面的构图可能并不宏大,但人物之间的眼神交汇、肢体语言,被赋予了纪念碑般的崇高感。这种从“民间小调”到“时代主旋律”的平滑过渡,证明了瞿进不仅具备驾驭民俗题材的才情,更拥有将个人心性融入国家叙事的大格局。他的画笔,既抚慰着寻常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讴歌着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高度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与社会价值。瞿进长年深耕公益文化传播,广泛深入部队、校园、机关、乡村、企业、医院、社区等地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活动。作为北京漕运书院的书记、副院长,他深谙“艺术不能悬空”的道理。漕运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拥有极强的包容性与民间活力。瞿进依托这一平台,将高雅的书法与绘画,转化为社区群众、基层官兵和医护人员能够直接触摸与感知的文化服务。他将艺术作品带入军营,用笔墨提振士气;他将书画课堂开进社区,让退休老人与青少年在笔墨丹青中体会东方美学的魅力。这种将个人艺术追求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深度绑定的实践,生动地诠释了文艺的人民性。艺术的人民性,绝不仅仅是描摹底层的生活,更是要打破艺术门类的阶层壁垒,让艺术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瞿进正是这样一位辛勤的“文化播种者”,他用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涵养着大众的审美素养,助力着和谐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瞿进的书画艺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守住了中国艺术的根脉,又在题材与受众层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他没有盲目追随西方当代艺术的晦涩图式,也没有在传统的笔墨程式里故步自封。他以篆刻与书法夯实自己东方审美的基石,以民俗题材与主旋律创作拓宽艺术的社会触角,最终将这一切落位于基层大众的文化福祉之中。他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书画的当代性,不仅在于形式的新颖,更在于它能否重新回到人民的生活世界,能否成为凝聚民族精神、传递时代正能量的有效载体。瞿进以他的笔墨与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温度的基层实践样本。


综观瞿进的艺术历程,他以深厚的金石书法修养筑基,在民俗文化的生动意象中汲取灵感,在现实主义的重大题材中彰显担当。他将个人的心性美学、大众的世俗情感与国家的时代精神有机融合,用一支画笔,既描绘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之魂》,又绘就了感人至深的《父送女参军》。他更以长年不懈的公益文化传播,将书画艺术从书斋引向广阔的天地,真正践行了艺术为人民服务、为时代画像的崇高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宏大建构中,我们需要更多像瞿进这样,既有高尚的学术追求,又有深切的人民情怀的艺术家。他们以翰墨丹青为载体,以文化惠民的坚实步履,默默夯实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起源源不断的视觉力量与精神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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