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仅仅停留于宏大的话语推演,更需要关照扎根地方文化场域之中的创作者实践。在书法研究领域,大量的讨论集中于名家巨擘与展厅实验性创作,而容易忽略一批身处地方文化系统,接续地域书家脉络的实践者。他们并不以激进的形式革新作为追求,而是立足师承谱系,以守正求变的方式完成传统笔墨的当代延续,为协同共建中国美术的当代性转译提供来自地域现场的鲜活样本。肖虎章成长于西安这片书法文脉厚重的土地,拥有大学教育背景,长期在西安市文化系统工作,八十年代初追随陕西榜书大家石宪章研习书法,后又受教于高继承,在师承脉络之中接续晋唐书法的精神风骨,将文化内涵作为创作的核心追求,作品多次参与全国及省市级展览并获得认可,其书写实践折射出地域书法传承在当代环境下的机遇与困境,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传统书法的人民性、心性美学与东方审美范式提供具体的观察切口。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地域文脉对于书法创作者的塑造,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西安作为周秦汉唐故都,碑碣林立,晋唐的法度精神沉淀在城市的文化肌理之中,这种环境构成了肖虎章书法实践无法剥离的文化底色。不同于学院体系下系统分科式的教学,他的学艺路径依托民间师承传统完成,八十年代正是新时期书法复兴的关键阶段,民间拜师、口传手授依旧是地方书法传承的重要方式。跟随石宪章研习榜书,使其最先接触榜书这一特殊的书法门类。榜书区别于案头小品书法,本就诞生于公共空间,匾额、碑记、摩崖刻石,从诞生之初便具备面向大众的公共属性,追求格局开阔、骨力雄强,讲究笔墨的体量感与视觉张力。而后师从高继承,又进一步拓宽其认知边界,在榜书雄强的底色之上,补充对于笔法细节、书写义理的理解。两段师承不是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把地域榜书传统与晋唐古法串联起来,拒绝将榜书简化为单纯大字书写的误区,始终强调笔墨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也成为贯穿其创作的核心立场。


当代不少书法创作,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部分创作者一味追逐展厅视觉效果,片面放大榜书的尺寸张力,追求视觉冲击,却丢失晋唐法度内核,笔墨流于粗疏空泛;另一部分则一味摹古复刻,拘泥于碑帖字形,作品缺少当代人的精神气息,沦为技法的复制。肖虎章的书写实践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寻平衡,提出以晋唐风骨作为精神内核,把文化内涵置于形式表现之上。晋唐书法的价值,从来不止是字形范式,更是法度背后的精神气质:晋人尚韵,唐人尚法,韵与法共同构筑起传统书法的双重维度。落实到榜书创作之中,尚法要求大字书写依旧恪守笔法规矩,点画起落皆有来由,不会因为字形放大便弱化提按转折;尚韵则指向作品整体的格调,避免榜书容易出现的粗犷俗艳弊病。所谓注重文化内涵,也并非简单在作品抄写古典诗文,而是书写者自身的文化认知、精神修养渗透进线条内部,让笔墨格局与精神格局形成呼应,这正是心性美学在书法实践当中的现实落地。心性不是虚无缥缈的主观情绪,它依靠后天的文化浸润、师承熏习、长期的临池打磨逐步生成,案头临帖不只是摹仿点画外形,更是与晋唐先贤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日复一日书写之中完成自我心性的锤炼。


文艺的人民性,在榜书这一题材上能够得到十分直观的诠释。榜书本源就属于公共艺术,古代的城门匾额、祠宇题刻,面向社会各阶层的观者,并不局限于少数文人圈层。肖虎章曾就职于地方文化系统,这份工作经历让他长期身处公共文化建设的现场,深刻理解书法艺术面向社会大众的价值。这就使得他的创作天然区别于书斋内部纯粹自娱的书写,内心始终保有面向公共审美的自觉。当然,人民性不等于无条件迎合世俗审美,而是在法度传承的基础之上,搭建起传统经典与普通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其作品参与全国、省市各级展览,展览本身就是公共传播的载体,经由展览平台,榜书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走出书家的私人案头,进入公共观审的场域。地方文化系统的工作阅历,也让他对地域文化生态拥有切身体察,明白书法的传承不只是个体创作的精进,更是地域文脉的接续。


从艺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他的学艺路径也印证了中国传统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的实践逻辑。对于书法而言,“造化” 既包含所处地域丰厚的碑版石刻实物遗存,也包含两位老师口传手授的活态经验;“心源” 则是创作者消化古法之后形成的内在审美判断。师承给予技法的门径,但真正的转化,需要依靠自我的甄别与沉淀。取法晋唐,不是直接照搬唐人碑刻的字形去写大字,而是萃取其中的骨力与气韵,适配榜书的创作场景。很多书写者写大字,直接将小字碑帖简单放大,笔法随之溃散,这便是没有完成认知层面的转化。大字有大字的笔法逻辑,线条需要承受更大的空间张力,对腕力、墨法、结体排布都提出全新要求,肖虎章的实践提示我们,传统的当代转化不是简单的尺寸放大或者题材置换,而是完成笔法、结构、精神气韵的整体性转译。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落实于书法领域,并非符号化的复古怀旧,而是让古老的书体门类重新获得当代的生命力。榜书在历史上曾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近现代以来,随着媒介环境更迭,传统匾额、碑刻的应用场景不断萎缩,榜书的生存空间更多转移到展览艺术之中。如何保留榜书雄阔正大的审美特质,同时规避大字书写容易产生的弊病,是当代地域书家需要面对的现实命题。肖虎章接续陕西本土的榜书传承谱系,向上追溯晋唐本源,坚持文化内涵优先的创作取向,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作出的个体应答。地方书家群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他们或许并不处于艺术潮流的聚光灯之下,却在一方水土之中维系着文脉的延续,构成整个国家艺术生态不可或缺的基底。


当然看待其实践也应当保持客观审慎的评判立场。立足于师承路径开展创作,优势在于法度有所本,审美格调有所归,但也容易带来相应的局限。扎根地域师承谱系,若缺少更广域的碑帖涉猎与自我风格的突破探索,创作容易囿于既有范式;作品多次参与各级展览,但是文本材料之中缺少对于自书诗文的相关记录,以经典文本抄写为主的创作模式,也使得个体生命经验的直接表达尚有拓展空间。这类局限并非个体功力的缺憾,而是很多地方师承路径下的创作者普遍会遭遇的现实边界。


回归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议题,大量来自地方的书写实践,其意义不在于提供可供模仿的风格范本,而是提供可供提炼、检验的实践命题。肖虎章的书法实践带给我们几点启示:地域文脉与民间师承,是中国美术当代性转译不可忽视的资源,不能只把目光聚焦于学院与先锋实验;榜书这类自带公共属性的传统艺术,是阐释文艺人民性的绝佳载体,其人民性根植于自身的艺术属性与创作者所处的公共文化土壤;传统书法的赓续,技法只是基础,文化内涵与心性修养才是作品精神内核。在图像快速迭代的当下,这些扎根地方、接续文脉的书写实践,不断提醒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既需要登高望远的顶层建构,同样离不开千千万万地方实践者日复一日的笔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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