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泽祎:论张铁涛风景油画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应
辽宁
辽宁 > 资讯 > 商讯 > 正文

习泽祎:论张铁涛风景油画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最终要落到画家的一场取舍上,比如一棵老树该安置在画面的什么位置。看张铁涛的风景,最先撞进眼里的正是树,主干粗壮、皮纹如裂,被置于近景,占据大半幅面,根系盘曲抓地,枝柯横斜,仿佛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植物,而是碑石。若以欧洲风景画的常规衡量,这样的处置并不合规矩,那个传统习惯把视觉重心交给远景的地平线与天光,近景多作引导之用。张铁涛反其道而行,把最沉重、最不驯服的形体推到观者面前,再让水面、草地与远山在其身后缓缓退去。这种秩序上的颠倒,透露的是他对油彩这一外来媒材的重新安排,媒材可以沿用,观看的主次却要由自家的山川经验来定。这套体系在纸面上已被反复讨论,难的恰恰是把它落到颜料与画布的层面,让理论命题获得可以触摸的质感。张铁涛的实践正处在这一落点上。他不借题材符号证明文化身份,而是从构图的主次、空间的走向、笔与色的关系入手,让中国人的山川感知在油彩里重新获得形体。近景的压迫感使观者不是站在画外欣赏一处风景,而是被放进山林之中,脚下即是根须与碎石,身前即是水气与光。这种身体性的处境,与远观静赏的如画传统拉开了距离。从媒材内部生长出来的自觉,比任何宣言式的表态都更有说服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看张铁涛的风景,最先撞进眼里的是树。主干粗壮、皮纹如裂的老树被安置在近景,占据大半幅面,根系盘曲抓地,枝柯横斜,仿佛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植物,而是碑石。若以欧洲风景画的常规衡量,这样的处置并不合规矩,那个传统习惯把视觉重心交给远景的地平线与天光,近景多作引导之用。张铁涛反其道而行,把最沉重、最不驯服的形体推到观者面前,再让水面、草地与远山在其身后缓缓退去。这种秩序上的颠倒,透露的是他对油彩这一外来媒材的重新安排,媒材可以沿用,观看的主次却要由自家的山川经验来定。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在纸面上已被反复讨论,难的恰恰是把它落到颜料与画布的层面,让理论命题获得可以触摸的质感。张铁涛的实践正处在这一落点上。他不借题材符号证明文化身份,而是从构图的主次、空间的走向、笔与色的关系入手,让中国人的山川感知在油彩里重新获得形体。近景的压迫感使观者不是站在画外欣赏一处风景,而是被放进山林之中,脚下即是根须与碎石,身前即是水气与光。这种身体性的处境,与远观静赏的如画传统拉开了距离,也让油彩在中国山川面前显出另一重可能。从媒材内部生长出来的自觉,比任何宣言式的表态都更有说服力。

当下的油画风景创作有两类现象值得警惕。自写意油画这一口号流行以来,不少画者把笔触的粗放与颜料的厚堆直接等同于民族气派,把书法用笔的动作当作标签贴在画布上,画面看似酣畅,内里却空,肌理的起伏掩盖了造型能力的欠缺,也掩盖了对自然的真实观察。另一类倾向正好相反,风景被处理成照片的放大稿,天光云影分毫毕现,却失去了取舍,工整得像展厅里的装饰壁纸,挂在墙上体面,看过之后什么也留不住。两种毛病看似对立,根子相通,都把语言当成了外壳,没有让语言去承担感受。张铁涛的位置在两者之间。他同样大量使用刮刀与厚涂,颜料堆叠近乎浮雕,树皮的皴裂、根节的瘤块、水面的碎光,都以近乎雕塑的方式堆出来,却不让肌理停在炫技的层面。厚涂在他手里是塑造体积的手段,是让一棵树的重量与年岁被看见的办法。观者感到的沉重来自形体本身的说服力,不来自颜料堆积的厚度。这一区分看似细微,实则决定一幅风景画是行货还是作品。他把书写性藏进了结构的节奏里,树干的倾斜、枝梢的伸展、水面的横向推移,都带着类似运笔的连贯,这种连贯不在笔触表面,而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以书法入画的说法流传已久,真正难的不是让笔画像毛笔,而是让整幅画的骨架具备书写的法度,这一点在他的树身上看得最清楚。

色彩的组织是理解他的另一把钥匙。画面很少出现饱和的原色,橄榄绿、赭石、暗金、灰紫层层叠压,明度接近,冷暖互渗,远树的灰紫与近景的暖金彼此咬合,水面的倒影不急不躁地承接着岸上的色温。这样的用色与中国画墨分五色的观念暗合,墨的浓淡干湿被转换成油彩的冷暖推移,色阶的层次代替了墨色的层次,画面因此获得一种介于实写与写意之间的调性。紫灰在他的调色板上分量不轻,它既承担空气的厚度,也承担时间的距离,一处远树被压成灰紫,退意便自然生出来了。在横向展开的瀑布图景中,这种调性发挥得最充分。画面自左而右铺陈,两侧枯木虬枝对称而不雷同,中央的白练垂落,水雾以薄而亮的笔触化开,山石则用厚重的色块压实,虚与实之间留出了呼吸的余地。横向的铺陈与长卷的观看方式相通,眼睛无法一次收尽,只能沿画面缓缓移动,一段一段读过去,读到最后仍觉未尽。海景一路则换了另一套节拍,紫粉的云带压在铅灰发绿的海面上,浪头炸开的白沫用短促而急的笔触扫出,礁石的暗部沉着,亮部带着暖黄的返光,天与海的交界被处理得极薄,几乎一线。刮刀留下的边缘在这里格外有效,浪的白与礁的黑互不相让,边界锋利,力量感也就有了。

油画进入中国已逾百年,民族化的讨论也持续近一个世纪,其间最省力的做法是给油画添上中国题材,红灯笼、老城墙、戏曲脸谱、民族服饰轮番上阵,在特定年代自有其意义,可当题材成为身份的通行证,绘画自身的语言问题便被搁置了。张铁涛的画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辨认的文化符号,树就是树,水就是水,山就是山,特殊性藏在观看的次序里,藏在形体的取舍里,藏在对空的处置里。这种不靠符号说话的方式,在跨文化的场合反而更难被误读。与之相对的另一类现象,出现在以交流为名的国际展览上,一些作品刻意强化东方的神秘感,把奇观当作卖点,迎合异域目光对中国的既有想象,掌声是有了,阐释的主动权却交了出去。张铁涛的作品在海外被收藏与陈列,凭的不是可供观看的异域情调,而是一种可以共享的绘画品质,树的重量、水的流速、光的温度都能被不同的眼睛读懂,读懂之后才谈得上认同。这才是文化翻译真正的落点,不是把中国的意象译成西方的符号,而是把中国的感受译成世界的语言。翻译的难处在于分寸,译得太直则失去韵味,译得太曲则变成另一本书,他的分寸感体现在既保留山川的实感,又不放弃画面的呼吸。

把视线拉远一点,他的实践触及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一种文明的艺术经验能否在另一种媒材里保持完整。文明的主体性从来不表现为拒斥外来媒材,而表现为对媒材的解释权,谁来规定透视、谁来规定光源、谁来决定画面的重心落在何处,这些问题看似技术,实则是文化立场最坚硬的内核。中国山水画的观看制度建立在移动的视点之上,目光沿着长卷游走,山重水复,可游可居,观看者始终在画面里行走。焦点透视把这套制度切成了静止的切片,一个固定视点,一片被框定的风景,物我之间隔着一段距离。张铁涛用横向构图与层层掩映的空间把移动的视点请了回来,又用近景巨树的压迫把身体放回山中,让观看重新变成立体的经验。他笔下的树、石、水、天不是各自孤立的物象,而是互为气息的整体,一棵树的倾斜牵着水的流向,一片云的紫灰又落进远山的调子,画面的整体性由此建立。气韵在今天不必再从笔墨的浓淡里寻找,它可以在颜料层叠的冷暖呼吸中出现,在形体与形体之间的张力里存活。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视觉环境正在瓦解这种整体性,图像被切碎成一条条可以在几秒内划过的片段,风景画若也跟着碎片化,只剩下几个好看的局部,整体感就无从谈起。他的画恰恰要求人停下来,从头到尾看一遍,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把张铁涛放在中国油画风景的谱系里,他的位置并不在最前沿的实验地带,也不在保守的写生传统之内,而是在两条脉络之间开辟出一块可以耕作的地。他的画好看,却不轻浮,讲究,却不炫技,抒情的气质背后有清醒的语言意识。论局限也并非没有,母题大体集中于自然,人物与社会现实的介入相对有限,抒情有时压过了思辨,风景在他的笔下更接近精神栖居,而不是现实的追问。此外,横向长卷式的构图与竖向巨树的图式反复出现,一旦缺少内在的变奏,容易滑向自我重复,风格的稳定与语言的停滞之间往往只隔一层纸。这些不足恰恰提示了后续的方向,一套完整的艺术理论体系需要风景,也需要人群与街市,需要栖居,也需要追问,需要在稳定的语言里不断制造新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不能只依靠书斋里的推演,它必须在画布上一次次被验证,也必须接受来自不同母题、不同媒材的反复检验。张铁涛提供了一种可延续的方法,让油彩承担中国人的山川,让颜料承载自然的重量,让理论在颜料里落地,这就是他的实践给出的回答。它不宏大,却扎实,不喧哗,却经得起反复观看。对后来者而言,这种方法的可继承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把民族性做成一套可以照抄的样式,而是留下了一条需要各自用眼睛和手去走的路。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