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眼下并不缺宏大判断,缺的是能够被一根线条检验的中层范畴。书法在这一层上格外棘手。它没有再现对象,没有题材,也没有可被产业化的图像生产链,几乎是现代化叙事最难收编的门类。正因如此,它是一个试金石:一套理论若能解释一条线为什么在第三笔迟疑,才算真正落了地。耿毓亮 1955 年生于山东淄博,幼承家学,习书自唐楷入手,上追魏晋,窥秦汉,尚赵宋,气接明清,以二王为宗,兼师怀素、黄庭坚、祝允明。这条路径常被写成履历式的取法说明,实际上它是一次逆向的谱系重建:先用楷则立规矩,再用使转求流动,最后回到隶篆求厚度。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对一个在地方城市成长起来的书家而言,这种重建有额外的意义。它把“地方” 与 “正脉” 接通了。文化主体性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人用几十年时间,把自己一笔一笔写进一条比自己更长的谱系里去。他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访问学者、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又在地方书协承担组织事务,这两端看似分立,其实是同一条线索的两面:向上求证于学府,向下扎根于乡土。

草书并非无法,它有草法:省笔有定则,牵丝有定序,一字之简省不能随意。当代不少写家把“不可读” 当作现代性的标志,仿佛越难辨认越接近当代。耿毓亮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放纵之中仍守草法,字与字连而可辨,行与行断而可寻。守住可读性并不是保守,它意味着把书写的对象仍然当作语言,而不是纯粹的点画构成。书法一旦彻底放弃语言,它得到的自由是形式上的,失去的却是与千年阅读经验相连的那条通道。

那幅写王国维三种境界的草书,最宜用来观察文本与笔迹的互证。王国维的三境说的是治学与人生的递进:望尽天涯路的悬望,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蓦然回首的豁然。草书的修习也有三境:先求形似,再求情性,终求化境。书写一段论境界的文字,手本身也在走这三境。起首数行尚存拘谨,字与字之间还有所保留;中段放开,连势渐生,行距被压紧;末段收束而不散,速度放慢,笔意反而更沉。文本在说“第三境”,笔也恰好走到第三境。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成熟书家对内容与形式同步性的自觉。

笔法上最值得说的是“断”。连绵是草书的惯性,断才是判断。他的字组常在一段长连之后忽然停住,停顿处的墨色略重,像给句子加了一个句号。气不是一口气贯到底,而是有呼吸的断续;呼吸之间,笔锋得以重新调整方向。这一点他与怀素的一泻千里不同,更接近黄庭坚的段落感:长枪大戟之中,总要留出换气的位置。所谓 “文气、逸气、浩然之气”,落到技术上,就是这口气换得是否从容。

墨法与之相辅。他不常用涨墨去制造块面,而是让枯润交替接管节奏:枯笔是速度留下的证据,润笔是停顿留下的证据。一行之内,墨色由浓到淡再回到浓,读起来像一条心电图的波形,快慢与轻重都被记录下来。梅花那幅尤其明显,枝干的飞白不是画出来的肌理,而是笔在纸上走得太快、墨来不及渗下去的结果;反过来,花萼处的一点浓墨压住了整段的轻。这种对墨的信任,来自长期在生宣上写字的人才有的判断力。

所谓未到之笔,指的是笔画尚未抵达、气已经先在那里的那一瞬。它不是玄虚的预感,而是长期训练形成的预判:手腕知道下一笔要去哪里,纸也知道。以这个概念回看他的草书,许多看似技术性的选择便有了理由。苏轼写吴道子作画的那句“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说的正是这种状态。

另一幅写苏轼论王维、吴道子画的草书,构成了一次自我指涉。文字在说道子“雄放”“浩如海波翻”,他笔下的动作与诗里描述的动作同构。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传统:用论书论画的文字来训练自己的手。前人的批评语汇不只是知识,还是动作的指令;读得懂 “风雨快”,手才知道什么叫快。理论因此不在作品之外,而在腕下。这也是中国艺术最容易被现代学科分工割裂的地方:批评与创作本是一件事的两面。

以书入画,在他这里不是兼擅的雅好,而是同一套动作的转用。那幅水墨梅花,枝干以草书的使转写出,飞白是笔速留下的证据,不是特意的肌理;圈瓣用篆籀的圆转,一笔一个,不填色,只以淡墨分出正反。兰石一幅更直接:兰叶的撇就是草书的掠,一叶一笔,落笔即定,不复修改;石用淡墨侧锋扫出,留下飞白的孔洞,像被水冲过的旧石。书画同源的真义从来不是题材相同,而是动作相同:同一个腕,同一套提按顿挫,只是宣纸换成了生宣,墨里多加了一点水。

兰与梅的题材自带人格谱系,容易滑入遗民式的孤高。他的处理却不冷。兰不是绝俗的兰,是可以日课一过再过的兰;梅不是孤山的梅,是年年可以重画的梅。他有两本集子都以“澄心” 为名,澄心二字用得很准:澄不是静止,是把杂念沉下去之后手才稳。心性美学在当代的形态,未必是隐逸,更可能是一种日常的自我调整,在一遍一遍的书写里把散乱的心收回来。

书法知识因而是一种手的知识。临帖不是复制字形,而是复演一个动作的顺序;看得见的是结果,学得到的是那个先后。波兰尼讲默会知识,强调“我们知道的比能说出的多”,中国的版本还要多一层:它强调 “传”。家学的传是血缘的,学院的传是制度的,谱系的传是气脉的。耿毓亮恰好三种都经历过,这使他的书写里有一种被反复校正过的稳定,也有一种不易被潮流带走的迟缓。

谈人民性,书法有一个别的门类比不了的条件:它是唯一一种全民共享的精英艺术。每一个识字的人都是潜在的读者,不需要画册,不需要展厅,一张纸贴在墙上就可以被看几十年。他获得文化部第八届群星奖,这个奖项的性质常被忽略:群星奖是群众文艺的最高奖,草书能在这样一个以“群众” 为名的评价体系里被认可,说明这门艺术的高难度与大众接受之间并非不可通约。另一面是他长期承担的公共事务:地方书协的副主席与顾问、政协书画院的执行院长,这些职务不产出作品,却维持着一座城市书法生态的日常运转。他的展览足迹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国政协礼堂,到敦煌、兰州、扬州、佳木斯,再到韩国与台湾,这个空间半径说明书法的传播并不依赖市场,而依赖一种近似雅集的网络:由机构、师友与地方文化事务串联起来的阅读关系。书写共同体因此不只是一个比喻,它有具体的地理。

再往深一层,草书与现代化的关系不在内容,而在时间经验。草书的图像是一个动作序列留下的痕迹,读它的人必须把结果逆向还原为过程;现代图像生产恰恰相反,它关心结果,且可以被无限复制。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理论若只谈题材更新与技术迭代,会漏掉这一层:有一种经验只能在手的时间里发生,一旦被压缩为可复制的图样,它就不再是它自己。草书因此不是旧物,它是现代性内部的一处保留地。

评价仍须留有余地。他的草法圆熟,圆熟的好处是稳定,代价是少了生拙;长篇作品的后段行气偶尔见松,收束处不如起首经意;题材多为经典的抄录,自书诗文的个性表达相对少见;展厅尺幅与案头书写的张力,也还没有被完全解决。这些不是功力问题,更像是路径的边界:一个以谱系重建为志业的人,必然要在“像” 与 “不像” 之间反复权衡。若以更苛刻的尺度衡量,他的书写还缺少一种自我否定的张力,那种让同一双手偶尔背叛自己的冲动。

归结起来,耿毓亮的实践提供了三个可检验的命题。其一,“势” 与 “气脉” 可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实体范畴,它不是玄谈,而是可以被笔速、墨色与断连具体测量的东西。其二,传统书法的现代生成不在于形式的刻意翻新,而在于它能否继续承担一种不可加速的手作时间经验,维系文脉的活态传承。其三,经典的手写传承不是复刻摹古,而是一次又一次把前人的精神动作在当代书写者的腕上重新演绎。他写下的那些字,最终证明的是一件事:气可以先于笔到达,但气脉必须每一代都重新抵达。在这个意义上,草书不是封存于故纸堆的历史遗产,而是当代文化建设需要接续完成的精神契约,这份契约落实于纸上,也沉淀在书写者的手腕与心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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