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须把城市化所带来的一整套精神经验纳入视野,否则现代化便只剩指标而无感受。李孝萱是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以都市水墨立身的当代画家,其水墨以现代城市生活为题,造型夸张而黑白强烈,呈现出焦虑、荒诞与疏离的经验质地。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为总纲,就艺术的认识方式、文脉的承续、艺术的自律边界与文明的主体性四个维度展开剖析。研究认为,其水墨不以题材的都市化自足,而以本土语法承担城市经验,为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份关于现代经验的图像证词。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中国画历来有一句朴素而深远的功课,叫笔墨当随时代,它提醒每一位画家,语言的生命不在图式的守成,而在能否承担自己所处的经验。这一功课在当代尤显紧迫,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并不只是产业与设施的更替,它同时带来了城市化的精神经验:密集的人群、重复的通勤、被效率切分的时间,以及由此滋生的焦虑与疏离。图像转向之后,城市更成为最主要的视觉环境,人在屏幕与街景之间反复确认自己的位置,绘画若仍旧只画山水清音,便等于把最切近的经验让给了别的媒介。李孝萱所走的正是相反的方向,他以水墨直面现代城市生活,造型故意失度,黑白强烈对置,笔线在挤压中显得锐利而不安。其意义因此不在题材的转移,而在于他以本土的语法承担了一种此前未被水墨认真对待的经验。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总纲,围绕艺术的认识方式、文脉的承续、艺术的自律边界与文明的主体性四个维度展开考察。
近代百年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是一场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漫长阵痛。一种偏颇以古法为不可移易的范本,把品第系于程式与题材,笔墨的更新被理解为对前人的再度临写,传统的可解释性由此被置换为可重复性;另一种偏颇以西方现代主义为现代性的唯一尺度,把形式的陌生化当作进步的证据,本土的语言于是沦为待改造的材料。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预设:现代性是一套可以从外部取得的样式,而不是一种必须由自身经验生长的形态。二十世纪的论争多在样式之间往复,少见对经验与语言之关系的追问,这正是理论滞后的症结。走出二元对立的第三条道路,只能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水墨的现代形态不在放弃笔墨,而在让笔墨承受它此前回避的经验;经验一旦进入,语言自会被逼出新的组织。李孝萱的史学价值因此不在画风的前卫,而在记录了水墨不经样式替换而处理现代经验的可能。
这份自觉的根,扎在他被置于其中的几种经验之间。天津是港口与工业并置的城市,码头的秩序、厂区的轮廓与市井的拥挤,构成他早年最直接的视觉环境,城市的喧哗与人的局促由此成为可感的经验而非抽象的题目;学院的传统训练又把这批经验纳入笔墨的纪律,让他懂得线须有质量,墨须有层次,任何情绪都必须经过书写的过滤才成其为画。两种经验叠合,逼出一个问题:写意笔墨本是为雅逸与闲适锤炼而成的,它能否承受焦虑、荒诞与疏离,而不至于滑向漫画式的夸张或西式表现主义的直译。他选择了肯定,并以长年的实践加以验证,其取舍因此不是题材的猎奇,而是对水墨表意容量的一次重新测定。
审视当下水墨的创作生态,仍有若干困境值得辨析。其一是题材的都市化而语言未变,高楼与人群只是换掉了山水的位置,笔法仍旧沿用以景为主的旧制,都市遂成为一种背景;其二是现代性靠观念移植,作品以形式的陌生化自证前卫,笔墨却退为效果的制作;其三是阐释的依附,这类实践常被套用表现主义的框架加以说明,本土经验在解释上处于失语。三重困境分别通向认识的方式、文脉的承续、语言的自律与文明的主体,而其所缺的,正是一套能够自我说明的语法。李孝萱的实践可视为对这一组缺口的正面回应。
就认识的方式而言,艺术所要抵达的真实从来不等于与对象逐处吻合。艺术认识论所追问的,是艺术以何种途径认识世界:写实以相似为真,写意以可辨为真,而变形则以经验的准确为真。李孝萱的近作呈现出这样的取舍,人物的比例被有意错置,面部被压缩为几笔,身体被拉长或折叠,场景在透视上彼此冲突;这些处理并不指向丑化,而指向一种被城市生活塑造过的感受,拥挤中的僵硬、等待中的空洞、喧哗中的孤立,都在失度的形中被准确指出。这不是对形象的放弃,而是对形象的重新定义:形象的价值不在像不像某个人,而在能否让一种普遍的经验获得可见的形体。这份认识方式对理论体系的意义在于,它把"真实性"从模仿的水准移到了经验的水准,使中国画的当代性不必靠题材的更新来证明。

认识一经深入,文脉的位置随之被重新界定,因为可承续的从来不是图式,而是以笔墨承担精神的能力。文脉传承所指,并非把前人的题材与皴法搬入当代,而是让一条精神脉络在新的经验条件下继续有效:写意人物画自宋代以来便有以笔写心的一路,梁楷的简笔、徐渭的狂放,其要害都不在形之准确,而在笔与情志的同步。李孝萱承接的正是这一路,他的用笔不作描摹性的交代,而以书写的速度与压力确立情绪的方向,墨的浓淡不再服务于体面的转折,而服务于气息的起落。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所守持的是笔序的连贯与墨的决断,而非某家某派的形貌。这份自觉使其作品既有传统的法度作底,又有当代经验的推力,也为理论体系关于传统与创新的讨论提供了一个不靠口号支撑的实例。

法度的守持之所以不被视为技术的保守,须以语言的自律作解释。艺术自律性所指,并非艺术与社会隔绝,而是艺术以自身的语法处理社会经验,语法一旦失守,经验便只能被图解。李孝萱的水墨在这方面尤为自觉,其黑白不是明暗,而是结构的分配:暗处不模拟光照,而以墨的积压确立体量;亮处不作高光的修饰,而以留白断开层次。这一区分决定了他的批判不流为插图,情绪的尖锐始终被笔墨的组织所节制,观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世界,而不是一则配图的议论。就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而言,这一点尤为要紧,因为艺术的公共效力恰恰依赖于语言的自律,失去语法的作品只能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无法让人重新看见经验。

语言的自律,最终要在文明的主体性上兑现。文明主体性所指,并非以文化身份自我标举,而是承认现代化的经验各有其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独特的城市化历程,这一历程的感受方式不可能由他人的语法代为表述。李孝萱的实践正在这一层面成立,他以水墨的书写性处理城市的拥挤与荒诞,既不套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母版,也不退回田园式的自我安慰,其现代感由语言内部生长而出,因而是可延续的而非可轮换的。这一路径既区别于以移植取得现代性的做法,也区别于以守成回避现代经验的做法:前者失去主体,后者失去容量。就理论体系的话语建设而言,这意味着自主的表达不能靠拒绝外来而成立,也不能靠援引外来而成立,只能靠自身语法解释自身经验,并在文明互鉴中以完整的主体出场。

语言的落点,终要交给公众去辨认。城市生活是当代中国人最普遍的经验,通勤、排队、拥挤、失眠,几乎构成共同的生活底色。李孝萱以水墨书写这样的经验,把大众熟悉却少有被正面描绘的状态转化为可供审美的形象,他既不为迎合而粉饰,也不为惊世而丑化,而是让形象保持经验的重量,使观者在陌生的形中认出自己的生活。文艺人民性在这里表现为对普通人处境的平视,而非对题材的拔高;文化身份认同也正是在反复辨认中沉积,观者记住的是一整套关于笔墨与气息的判断方式。艺术公共性因此获得了语言层面的支撑,水墨也不再只是文人的雅玩,而可以成为城市经验的公共容器。
学理的分寸要求标定路径的限度。以都市经验为核心的水墨取向,是当代水墨多元图景中的一条,而非唯一答案;造型的失度与黑白的强烈对置如何在长年的创作中维持张力而不趋于程式,情绪的尖锐如何在保持锋芒的同时不失分寸,仍是该方向可以持续求索的课题。此类实践依托长期的城市经验与稳定的笔墨训练,这样的条件并不普遍,其经验因此更接近方法的启示,而非可复制的范式。当代水墨的图景多路径并置,单一取向无法独占理论体系的位置,把适用范围标定清楚,讨论才不至于滑向风格崇拜。

正是这些彼此关联的维度,共同汇入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一体系的成熟不能只靠概念的推演,而须有创作实践作为证成,李孝萱以水墨承担城市经验,让笔墨在认识的深入与文脉的承续之中重新获得安放,又以语言的自律与文明主体的自觉,回应着体系建构中关于话语自主的核心追问。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进程中,这类直面现代经验的探索提示着,绘画的当代性须由经验而非样式来证明,笔墨须承担精神的重量,语言须以自律换取效力,主体性须在自身的语法中确立。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最终要落在这类可检验的实践之上,才不至于成为悬空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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