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像转向深刻重塑了当代水墨人物的创作语境,民族题材如何在符号猎奇与写实移植之间找到自己的语言,已成为不可回避的命题。姚砚泽专注民族题材人物创作,兼顾山水与古代壁画研究,其创作拒绝把笔下形象简化为异域观赏对象,而以笔墨的内在力量挖掘普通个体的精神特质。本文从图像转向、艺术认识论、创新性发展、文明互鉴与自主阐释框架五个维度展开剖析。研究认为,其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来自民族人物水墨领域的实践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视域之下,图像转向深刻重塑当代水墨人物的创作语境,如何以本土笔墨语言处理多民族现实题材,规避符号化猎奇与写实范式的双重桎梏,已经成为水墨人物领域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姚砚泽专注民族题材中国画人物创作,兼顾山水与古代壁画相关研究,其创作立足于对多民族现实生活的体察,拒绝将笔下形象简化为异域观赏对象,以笔墨的内在力量挖掘普通个体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来自民族人物水墨创作领域的实践样本。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演进历程,始终贯穿着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进程。画坛长期存在两种典型的思想偏向,一类创作固守旧有人物画图式,用古代笔墨范式生硬套用于当代各民族人物形象,作品脱离现实生活根基;另一类则全盘移植外来写实体系,把水墨降格为造型的工具,消解中国画自身的审美内核。二者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仿佛要表现现实人物就必须舍弃笔墨本体,坚守传统就要远离多民族的当代生活现场。姚砚泽的民族人物创作跳出这两组思维窠臼,既尊重水墨文脉的内在规定,又扎根多民族社会的真实生存现场,由此开辟出第三条实践路径,使其创作具备不容忽视的史学参照价值。
个体的艺术问题意识,生成于地域浸润、完整专业研习以及跨地域田野观察的多重交织。姚砚泽成长于三晋地域,经过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又在南方的研习经历之中获得接触多民族文化现场的契机,同时对古代石窟壁画遗存保持持续关注。多重的体验并未演变为履历标签,而是在内心催生出持续的追问:传统人物画的笔墨理法该如何适配多民族群体的精神面貌;面对民族题材,怎样摆脱表层民俗图解而抵达人物内在精神;古代造型遗存又能为当代现实人物创作提供何种借鉴。正是这一系列植根于创作现场的思考,驱动她持续走向生活现场,将实地体察沉淀为笔墨认知,逐步形成自身的人物表达路径。
审视当下民族题材水墨人物的创作生态,依然存在诸多亟待回应的现实困境。不少创作停留在民俗符号的表层抓取,把服饰器物当作画面核心,人物沦为供外部观看的景观;部分作品完全依从外来写实逻辑,笔墨丧失独立表达价值;还有创作者直接挪用古画图式去演绎现代民族人物,造成形象与时代精神相互脱节。在图像转向的时代环境下,大量影像素材也在潜移默化改写创作者的观物方式,容易造成绘画创作对现成图像的被动依附。这些现实矛盾,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需要直面的课题。姚砚泽的艺术探索,正是对上述困境作出的实践回应,依托图像转向之下的艺术认识论更新,完成传统资源的创新性发展,在文明互鉴的语境下坚持自主阐释框架,以此充实当代民族人物画的实践经验。
图像转向深刻改变了当代人物画的观看与生产方式,也重塑了姚砚泽面对民族题材的艺术认识论。在影像大量普及的今天,创作者极易直接挪用现成图像所提供的视觉结果,把绘画变为图像的二次复刻。区别于被动依从影像素材的创作路径,也区别于完全依托古代画谱推演形象的方式,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姚砚泽并不直接照搬图像所呈现的外在样貌,而是将图像材料转化为观照现实的参照,始终把现场体察作为认知的根基。她并非将少数民族群体当作被凝视的他者客体,而是将其视作当代社会内部鲜活完整的个体。在笔墨处理上,既尊重人物本有的形体特质,又不为细碎表象所束缚,依靠线条的顿挫起伏、墨色的虚实消长去传递人物的神情气质。笔墨在这里不只是实现造型的手段,更是精神感受得以抒发的载体。这种认知方式提示我们,水墨人物所追求的真实,是精神层面的艺术真实,并非物象表层的复刻。这一来自民族题材领域的实践经验,扩充着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之中关于艺术认识论的思考。

传统绘画资源的创新性发展,构成理解姚砚泽创作的又一重要维度。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把传统符号粘贴到现代人物身上,更不是抛弃传统另起炉灶,而是萃取传统文脉的精神内核,使之适配当代的社会生活与审美经验。姚砚泽一方面从传统人物画、古代石窟造型遗存之中汲取养分,领会古人处理群像、神态、线条的内在智慧;另一方面拒绝直接挪用古代造型范式硬套当代多民族人物。其近作呈现出,民俗服饰、地域风物进入画面,但不会凌驾于人物本身,民俗元素服务于人精神状态的塑造,而不是反过来将人物变为民俗展品。传统笔墨资源经过筛选、消化之后重新运用于创作,由此获得表现多民族现实生活的能力。这种发展路径说明,传统人物画的精神遗产完全可以脱离旧时代的题材语境,在当代多民族现实土壤之上焕发新的生机。

文明互鉴是当代中国画无法回避的时代语境,但互鉴不等于不加辨析的全盘移植。姚砚泽的创作实践表明,真正的文明互鉴,不是以外来的造型评判体系作为标尺来改造本土水墨,而是在守住水墨媒介本体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吸收有益经验。区别于对外来造型体系的盲从,也区别于封闭排外、拒绝一切外来经验的保守姿态,她能够辩证看待外来造型经验的价值,适度吸收其对于人物形体的理解,却始终以中国画笔墨书写性作为表达根基,不以外部的审美标准去裁剪笔下人物形象。文明互鉴的落脚点,是丰富自身的语言系统,而不是消解自身的文化底色。此种辩证姿态,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当中的文明互鉴命题提供具体的创作佐证。

自主阐释框架的确立,则保障了民族题材水墨不会落入外来叙事的规训。全球化艺术语境之中,民族题材极易被裹挟进入他者的叙事逻辑,作品的意义被外部视角预先定义。姚砚泽的创作坚持从本土的现实体验出发生成画面意义,不刻意去迎合外部对于少数民族的想象与期待。画面的意义生成于笔墨组织、人物情态与群体氛围的内部,不需要借助外来理论、猎奇叙事进行外部注解。建立自主阐释框架,并不意味着拒绝外界的解读,而是拒绝让外部叙事垄断对作品的阐释权。这对于建构属于我们自身的艺术话语体系具备重要现实意义。

立足于文艺人民性与艺术公共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姚砚泽的民族人物水墨搭建起笔墨艺术与广大普通民众精神世界沟通的通路。传统人物画的表现对象多为文人名士,而文艺人民性要求将各民族普通劳动者纳入艺术表达的核心视野,各民族普通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图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姚砚泽以水墨刻画平凡的各族民众,让以往较少占据传统水墨核心位置的群体成为画面表达主体。作品不需要过高的专业审美门槛,观者可以从中读到普通个体的生命温度,由此打破精英水墨的圈层壁垒,补充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
以学理审慎的眼光研判,姚砚泽的民族人物水墨探索,只是当代民族题材人物画多元路径当中的其中一支,并不能代表该题材创作的唯一标准答案。如何进一步消解体察所得现实素材与笔墨造境之间的张力,在群像叙事之中进一步强化个体精神的辨识度,依旧是后续创作可以持续掘进的课题。但这并不会消解这份实践样本的理论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便倡导多元的创作路径,来自多民族现实现场的水墨实践,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参照意义。
综合回望姚砚泽的笔墨求索,可以提炼出多条可供当代人物画领域借鉴的启示。图像转向时代下的民族题材创作,应当更新自身的艺术认识论,规避对现成影像的被动依附,把对人的精神体察放置在表达的核心位置;传统文脉的创新性发展重在萃取内在精神方法,而非照搬外在图式样貌,以此对接丰富多彩的当代多民族社会生活;开展文明互鉴必须守住自身的文化立场,吸收外来经验的同时避免被外来叙事裹挟;要努力建立属于本土创作的自主阐释框架,挣脱他者凝视对于民族题材的预设规训。姚砚泽面向多民族现实的水墨人物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贡献出鲜活的创作例证。本土艺术话语的建设,正是依靠一批批扎根现实、接续文脉的创作者不断沉淀积累,最终汇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时代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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