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宏大视域之下,当代中国美术经历的并非仅是风格更替,而是由图像生产机制到审美经验结构的整体位移。图像转向带来的视觉过剩,使绘画的存在理由不再能由 “画什么” 自动获得,而必须在 “以何种媒介、以何种方式被观看” 的层面重新论证;审美现代性的中国落地,也非西方现代主义叙事的移植,而是以自身文脉为坐标的重构。在这一背景中,漆画的位置尤为特殊:它依托数千年髹饰传统而长期依附于器用序列,又在二十世纪后期完成向架上绘画的学科转身,其现代性不是外加的,而是从媒介内部生长出来的。董明江的创作正处于这一转身的现场,其意义不在为漆画增添作品,而在以漆的物性为支点,重述中国绘画何以 “现代” 的另一种可能:不以题材的时事化证明当代性,也不以图式的西化证明现代性。工艺美术训练、漆艺专修与山水深造并置的知识结构,正是这一选择的深层前提;就此而言,其整体创作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典型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历程,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美术便持续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双重压力之中。如何重新认识自身的艺术传统,如何建立自身的评价尺度,如何让东方美学回应现代的精神诉求,成为贯穿百年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在漆的领域格外尖锐:在文人画的品评体系里,髹饰之事长期被归入 “匠作”,工艺性被判定为低于绘画性;而二十世纪以来漆画进入学院与全国性展览序列的过程,实质上是一次从 “器” 到 “画” 的范式转移。面对这一转移,两种偏颇始终存在:一种是以古衡今的泥古守旧,把传统简化为可复制的程式,否定当代探索的合法性;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以西方材料艺术或物性理论的现成框架解释东方髹饰,使本土媒介沦为他人话语的注脚。董明江的探索恰恰避开了这一二元对立,既不以工艺根性为需要掩饰的出身,也不以西方式现代艺术为唯一证书,而在二者之间走出以媒介自律为根据、以文脉转化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其史学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样本:中国艺术的现代形态可以不必经由 “反传统”,而可以经由 “再解释传统” 完成。

艺术家的个体语境往往决定其问题意识的形状。关中之地是周秦汉唐的礼制中心,也是彩陶、青铜吉金、汉画像与丝路器物层积之地;半坡纹样、鼎彝铭饰、宴乐狩猎的图像秩序,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原始的 “纹” 的传统。生长于此又受工艺美术训练,使其很早就建立起对材料、工序与手感的尊重:这是一种与笔墨传统不同的知识,要求理解物质在时间中的变化,理解火、髹涂、研磨、镶嵌之间不可颠倒的次序。漆艺专修使其掌握髹饰语言的完整谱系,山水深造则补足丘壑与笔墨的经验。二者并置所生成的不是手艺叠加,而是一种内在紧张:如何让工序的时间性进入绘画的空间性,如何让地域的考古层积转化为当代的视觉命题。

从当代美术的整体状况看,漆画所处的困境颇具症候性。其一是技艺化的困局:当漆画被过度纳入非遗展演框架,金箔、蛋壳、螺钿的堆叠易成为视觉的保险,工艺强度取代精神强度。其二是图像化的困局:借照片与现成图式构图,使漆的语言退化为图像的一层涂层。其三是阐释权的困局:批评惯于以西方式材料美学为东方髹饰命名,媒介自身的语法反无人细读。三者交织,使漆画常处于 “既被展览、又被低估” 的位置;董明江的实践正是针对这三重困境的理论回应。

漆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语言。髹涂是加法,磨显是减法,覆盖与显露互为条件,遮蔽本身即是呈现的准备;层层积染后经研磨而浮现的层次,使画面在可控与不可控之间获得 “不可预知的控制”。其近作呈现的视觉倾向,不是以再现物象取信于人,而是让物质表面自身成为观看对象:漆的深沉、朱与黑的极简色系、平整表面下隐约的厚度,共同构成既平面又纵深、既装饰又自足的形式秩序。这一秩序并非图像转向所许诺的奇观,而恰是对图像过剩的校正 —— 当一切图像皆可复制,唯有须在时间中生成的物质表面仍保有视觉的唯一性。此处发生的不是 “画了什么” 的转移,而是 “视觉如何被构成” 的自觉;形式的自律,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内在依据。

传统的价值从来不在图式的挪用,而在方法论的继承。髹饰传统内含的 “材美工巧”“器以载道” 之伦理,以及从彩陶纹样、青铜铭饰到汉画像的组织方式,提供的是一套关于秩序、节律与装饰性的语法,而非一批可供搬用的符号。其整体创作实践对这一文脉采取创新性发展而非守成式继承的姿态:古物母题被拆解为结构单位,纹样节律被转译为画面的呼吸,器物秩序被转换为绘画的空间秩序。换言之,他不是把文物搬进画面,而是把观看文物的方式搬进绘画。传统由此不再是待保护的遗存,而成为可持续生产的思想资源;创新性发展的要义,正在于让古老语法阐释当代经验。

地域经验如何上升为普遍命题,是当代艺术无法回避的课题。其创作根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与礼制记忆,母题多取上古文明的精神原型,取向却非地方志式的风物记录。全球在地化的要义,在于以地方的深度回应全球的广度:越是深植特定水土的经验,越可能触及关于时间、土地、火与材料的一般性问题;而这种地方性又须经受跨文化阅读的检验,不能以奇观化的符号迎合他者的凝视。漆本是东亚共有的媒材,其跨文化身位使这一命题更具张力:自主阐释框架的建立不依赖对西方话语的拒绝,而依赖对自身媒介的深读;当漆的层次、光泽与工序伦理被充分理论化,中国艺术便无需以 “他者” 的概念为自己命名。

再进一步,漆所提供的审美经验具有不可替代的结构。它不是纯粹的视觉愉悦,而是视觉与触觉的复合:光泽的深浅提示表面的温度,厚度的累积提示时间的长度,研磨留下的微妙不均提示手的在场。这种经验自始与日常器物相连,碗、盒、屏、案的光泽构成中国人最朴素的触觉记忆,故漆画的审美经验天然带有可通约的公共性。在图像可被无限复制、观看日益轻浮化的今天,重建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审美经验本身即是一种抵抗;其近作以慢的工序对抗即时性,使观者重新获得 “凝视” 的能力。

由此回观总纲,其创作实践所提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这一体系既不能靠 “中国元素” 的添加完成,也不能靠外来术语的转译担保,而须以媒介本体论为基座、以文脉语法为骨架、以时代经验为内容。漆画之 “中国性” 不在题材的古老,而在媒介逻辑与经验结构的自成一体;其现代性不在形式的西化,而在能以自身的物质语言回应现代的观看状况。所谓自主,不是宣布独立,而是具备自我解释的能力。

在公共价值层面,这一路径延伸出文化身份认同与文艺人民性的维度。漆的审美经验自下而上,源自器物与生活,使漆画天然具备跳出精英圈层的可能;文化身份认同在此不表现为抽象的立场宣示,而表现为可触摸的媒介辨识度。技艺的传授、工序的公开、漆语言进入公共空间与审美教育,则使艺术的社会介入获得具体通道;文艺人民性在此不是题材上的配额,而是经验上的可通约。

综而言之,董明江的漆画实践提供了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媒介的现代性可从材料内部生长,而不必依赖外部认证;传统的转化应落实为方法论的继承,而非符号的搬用;在地经验唯有经过形式的锻造,方能进入普遍性讨论;自主话语的建立,最终取决于对自身媒介的阐释深度。这些启示汇聚于一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由无数具体媒介实践支撑的工程,需要有人在漆的薄层之间、在磨与显的往复之中,耐心论证中国艺术何以现代。就此而言,其探索所抵达的已不止于个人创作成绩,而是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建设的微观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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