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轩:论刘江菊意象水墨的时代建构与东方文脉的当代阐释
辽宁
辽宁 > 资讯 > 商讯 > 正文

曾轩:论刘江菊意象水墨的时代建构与东方文脉的当代阐释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宏阔视域之中,当代中国水墨始终承担双重使命:既要接续数千年笔墨传统所沉淀的东方美学精神,也要在图像生产高度技术化的语境里重建言说方式。刘江菊以水墨为基底、融色彩表现力于意象结构之中,师承郭正英,长期在东方审美与当代艺术语境的交汇处用力。其创作不以复述物象为归趋,而以心性之思与意象之生为枢机。其探索并非个人风格的孤立成形,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样本:它表明水墨的当代性既不必以放弃文脉为代价,也不必以移植外来范式为唯一通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历程,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美术便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代代创作者反复追问:如何在异域造型体系与本土笔墨伦理之间重新辨认自身。这一追问形成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泥古守旧的复古路线,以古法裁量今作;另一条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路线,以西方现代艺术的语法为普遍语法,将本土审美根脉视作待超越的遗存。二者表面相反,实则共享同一预设 —— 本土文脉与艺术现代性只能取其一。刘江菊的实践恰从这一预设的缝隙中穿出,走出一条不复古、不移植的第三条道路,因而具备不容忽视的史学样本价值。

其艺术选择的根源,须置于个体生命经验与师承脉络所传递的思想资源之中理解。她早年浸习北派山水的丘壑营构,又自彩墨融通一路打开水墨接纳色彩的可能。真正为其确立方向的,是郭正英所倡的迹象山水之说 —— 重迹、重象、重心,主张笔墨痕迹与精神意象共生、创作扎根内心感知并拒绝摹仿复刻。受此浸润,她以不重复古人、不重复他人自戒,唯以自身对生命与时代的感受为出发,内化为 “勿执拗于前,随我心作画” 的信念。执教高研班与画院的往复,使其思考不断回到媒介本身:墨是否唯一的主体材料,色是否只能作为辅佐,抽象是否必然以舍弃意象为前提。这些疑问构成其问题意识,也使其艺术带有理论自觉的底色。

当下当代美术的思想困境大致可归为几重。图像生产与流通空前便利,视觉经验过剩反而削弱审美判断的锐度;观念移植成为捷径,诸多以当代为名的实践,其问题意识与评价标准皆来自外部理论,本土经验仅作素材被征用;水墨领域则长期陷于当代性焦虑,或以西方抽象为标尺自我丈量,或以笔墨正统自居而拒绝问题。刘江菊的探索正是在此困局中展开的回应:她以审美理性的自觉重建形式秩序,以意境的生成守护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以非西方现代艺术的路径确认自身的现代性身份,最终将个体创作汇入民族文化复兴的长程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现成的评价条款,而是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方法自觉:艺术既须回应现代性的普遍命题,又须保存文明主体的差异经验。以此总纲审视,其意义首先在于她把水墨的当代转型理解为理论问题,而非风格问题。其抽象秩序以东方视觉经验为根据,不为迎合当代外观而变形;她对色彩的使用亦非画面增饰,而是纳入墨的呼吸节奏,共同承担结构的责任。郭正英重迹、重象、重心的取径于此转化为调和水墨材质、意象形象与主体精神的准则。这种由师承起点向当代问题推进的方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所要求的自觉 —— 它不从外部框架推导创作,而从自身文化经验中生长出既能解释自身、亦能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在意境这一维度上,她的实践显示出对东方审美范式的深度体认。意境之要,不在描绘何物,而在使画面成为可居可游的精神空间。其近作意象往往处于生成与消隐之间,轮廓被氤氲松动,虚实之际留出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区别于写实的场景再现,也区别于几何化的抽象构成:前者止于物,后者止于形,她的画面始终保有象外之象的余韵。她亦不把意境视为逃避现实的庇护所,而视其为安放当代精神困境的容器 —— 那些关于生命流转、关于个体在时代结构中位置感的思索,正是在这一东方语法内部被表述出来的。意境由此不复为图式的复刻,而是传统审美精神在当代经验中的重新点燃。

从形式分析看,其抽象倾向并不构成对感性的放纵,恰恰相反,它体现为审美理性的建构。她所言 “勿执拗于前、随我心作画”,常被误读为即兴随意;实则随我心的前提,是长期训练内化的形式判断力 —— 笔的轻重、墨的浓淡、色的冷暖、形的张弛,皆在近乎本能的理性尺度中被权衡。其画面中的偶然效果,非失控,而是被控制地让渡。形式辩证法的运作,使作品既保留水墨的即兴气质,又获得现代绘画所要求的结构完整性。区别于观念先行的图解式创作,也区别于情绪宣泄的表现主义路径,她的抽象是有伦理的形式,既不掩盖材料的天性,也不放弃对秩序的责任。

进而言之,她的路径为非西方现代艺术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可讨论的例证。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叙事以西方抽象为轴心,将抽象理解为对再现的否弃与媒介纯粹性的追求。而她的实践表明,抽象可在另一套文化逻辑中生成:它由意象提纯而来,而非由物象否定而来;它以气脉的连贯为结构原则,而非以几何的自律为终点;其终极指向不在形式的自我指涉,而在心性与世界的互证。这一差异关涉现代性多元路径的根本命题 —— 现代性不必只有一种语法,水墨的转型亦不必以他者历史为自身历史。自主的艺术话语体系,恰是在这样的具体笔墨实践中被逐步培植出来的。

视野进一步拉开,其创作还回应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深层命题。文化复兴不是典籍复刻,也不是符号展演,而是一个文明重获自我解释能力的过程。其作品中的生命意识,诸如万物生发、荣枯流转,并非取自某一传统图式,而是对东方宇宙观的当代转写。这一转写之所以有效,在于她始终以个体的真实感受为中介:传统的精神质素唯有能够解释当代人的内心经验,才真正活了过来。就此而言,其水墨不是民族文化的装饰性外衣,而是文化主体性在个体创作层面的具体落实。

在公共维度上,她的实践还提示了艺术如何穿越圈层的问题。她曾以文化交流使者身份参与中外艺术对话,亦在教学现场面对青年创作者,其艺术观念始终保持对外的开放性。她所关注的情感结构与精神困境,并非学院内部的修辞命题,而是普通人可以感知的生命经验:迁徙、乡愁与失去。以水墨意象承载这些经验,实则为东方美学寻找当代的公共通路 —— 使不熟悉笔墨传统的观者亦能在形式的呼吸中读出情绪的起伏。文艺人民性的要义,正在于艺术不以知识门槛自设壁垒,而以感性的共通性建立理解的通道。

综而言之,其创作提供若干可资推广的启示:水墨的当代性不必以割断文脉为前提,更新可在传统语法内部完成;抽象不必然与意象对立,由意象提纯而来的抽象,或许更贴近东方的视觉伦理;形式的选择终究是认识论的选择,唯有把技法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个体创作方可进入话语建构的层面。返归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话语建设的愿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的建构,终究要由无数创作实践填充其血肉。刘江菊的水墨探索正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样本:它承接郭正英重心灵、重意象的艺术理念,以克制的形式实验守住东方美学的精神底色,又以开放媒介意识拓展了水墨当代言说的边界。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