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文化维度所要求的,不只是文化产品的数量增长,更是审美供给的质量提升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当图像转向使视觉经验趋于即时化、碎片化,当审美现代性的追问从“看什么”转向“如何看”,传统画种便不再只是遗产清单上的一项,而成为检验文化主体性能否落地的现场。何春的工笔花鸟实践正处在这样的现场之中:他以院体法度为骨,以书法与诗词为养,把花木禽鸟纳入一条缓慢而精严的创作路径。其近作呈现出线条精谨而不板、设色明净而不浮、题跋与画面互为生发的整体面貌。以画种论,这是工笔传统在当代的一次延续;以时代命题论,其价值不在个人风格的独树,而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何种审美经验”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小样本——体系的建构,正是从这类具体样本中提炼可通约的规则。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传统范式解体之后,现代范式重构的任务被提出,而道路之争从未停歇:一条是泥古守旧的复古路线,把古人法度当作不可更易的终点,使传统凝固为可供临摹的图版;另一条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路线,以外来的写实标准与观念框架裁剪本土经验,使民族语汇沦为装饰性的外壳。两条路线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承认传统自身具有生成现代性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启的第三种可能,恰在两者之外:以守正为体,以创新为用,把传统视为可被重新调用的方法而非供奉的对象。工笔的当代命运正可作此注脚——它一度被简化为工时竞赛,直至一批实践者以书写性重建其思想容量。何春的路径属于这一脉,其史学样本价值在于证明中国画种的现代化可以在自身语法内部完成。
任何语汇的生成,都离不开具体的文化土壤。岭南水乡的花期与物候、庭院与塘荷、市井与时俗,构成其观察世界的基本刻度;少年时代随师研习书画,使书写成为绘画的原初动作;其后在高校书法研究生班的系统训练,把这一动作纳入可分析的法度;诗词的写作则让落笔之前先有节奏与句法。这些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履历的完整,而在于呈现出一种仍在民间运行的传统传承机制:师授、学院、诗文修养三者并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得以延续的日常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在理论层面表现为命题,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无数具体个人的修习方式。何春的问题意识由此生成:工笔若只剩制作的精密,便失去文心;唯有让线条携带书写的力道、让设色回应诗意的节奏,传统才不至于在当代沦为技艺陈列。

当下的视觉文化现场,存在几重需要理论正面回应的结构性处境。其一,图像的过剩造成注意力的稀缺,观看被压缩为识别,深度感知让位于快速浏览;其二,审美供给的同质化,流行图式被批量复制,地方性与个体性在传播逻辑中被抹平;其三,传统的符号化挪用,纹样与图式被抽离语境,成为装饰材料而失去方法意义;其四,现代性的单一路径想象,把西方的艺术演进序列当作普遍标尺。这四重处境分别指向感知、供给、传统与道路,也恰与本文择定的超视觉审美、文化自信、创新性发展、审美现代性四个角度相互对应。其实践之所以构成回应,在于把宏大命题还原为可操作的笔墨问题:一笔该不该重,一色该不该厚,一句该不该题。
从感知结构上看,其工笔提供的是一种超出日常视觉的经验,这正是图像时代最为稀缺的部分。日常之眼看花,止于形色;工笔之眼观花,须辨瓣数的向背、脉络的转折、花心与瓣缘的色差,须在数十遍的渲染中守住一处不退的高光。这种细致并非对物象的复制,而是对感知的延长:它要求观者把一眼看尽的东西分成十眼看。它区别于以照片式清晰度建立真实感的路径,也区别于以笔触放纵替代观察的路径,其精微来自选择而非堆叠,来自省略而非填满。当观看被拉长,审美便由识别转为体认,注意力重新获得可以停驻的地方。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富裕,其微观基础正在于此:不是提供更多可供消费的图像,而是培育一种能够持久注视的能力。

创新性发展在其创作中表现为语言的内部生长,而非题材的外部移植。院体工笔的勾、染、罩、托诸法,在他手中被重新排序:勾线取书法的提按,起收之间见顿挫;渲染分层而不掩笔,色退到线之后,让线仍然说话;花叶的翻转沿用折枝理法,禽鸟的动势则取写生的瞬间,使画面在法度之内保有生气。这种发展不是对旧图式的否定,而是对旧法度的重新配比:同一套工序,因先后与轻重的调整而生出新的气息。它印证了守正创新的一种可靠路径——不拆旧屋,只重排梁柱;传统因此不是被保存的标本,而是被反复调用的方法。这一点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尤为重要:文化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必以断裂为代价,渐进同样可以抵达当代。

审美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中必须摆脱单一路径的预设。西方现代主义以断裂、否定与媒介自省为标志,这一序列被长期当作普遍规律;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展开的,是另一种现代性——它把连续性视为资源而非负担,把技艺的积累视为理性的载体而非前现代的残余。其工笔实践正体现了这种差异:它不以观念的激进证明当代性,而以法度的精确、气息的克制、书写的自觉证明自身仍在生长。它区别于以形式实验标榜前卫的路径,也区别于以复古姿态标榜纯粹的路径,其现代性来自对工序的重新理解——慢不是效率的对立面,而是质量的必要条件;精不是趣味的偏好,而是判断力的训练。多元现代性在此获得具体支撑: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复数的,判断标准是内生的。

文化自信在其创作中并非抽象表态,而是体现为对自身语汇的信任。诗、书、画、印在他这里不是四种技能的并置,而是同一气息的四种出口:题跋的位置决定画面的呼吸,诗句的内容规定设色的温度,印章的红则在青绿之间点出一处节奏。这种完整性区别于把题跋当作补白的做法,也区别于把诗书画强行拼接的表演,其统一来自修养的同源而非形式的外加。作品进入跨文化观看现场时,这种信任更显分量:异域观者未必读懂题跋,却能从线条的秩序中感到一种东方的克制。文化自信的要义,在于不必借他者确认自我;平视世界的姿态,建立在自身标准的确立之上。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讨论的文明主体性,由此获得了可供分析的实例。

公共文化维度上,其创作的通路由几种朴素的方式构成。作品在地方图书馆的展出,把审美经验放回它生长的街区;国画、书法、诗词三集的刊行,使私人的修习成为可流通的公共文本;长期在地方书协、美协承担组织与教学工作,则把审美判断带进社区的日常。工笔的精密未必亲近大众,但花鸟的题材具备天然的共情入口:一朵荷花的开合、一对禽鸟的依偎,都不需要术语的翻译。这种通路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优质资源的下沉,不只靠硬件铺开,也要靠一批能在地方持续工作的创作者。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不是宣示,而是在展览、出版、教学的往复中被反复确认:观者在画中认出自己的季节,也就认出了自己所属的文化。
把视线从作品移向支撑作品的条件,可以看到更为体系性的一面:工笔是一种可以被制度化的时间。勾、染、罩、托的次序,色的厚薄,笔的干湿,都能被分解为可练习的步骤;师授可以复制方法,学院可以规范标准,出版可以固化经验,地方协会可以扩散影响。四者叠加,一种审美判断便从个人偏好转化为地方共识,进而汇入更大范围的文化积累。就此而言,其意义不止于若干完成的画面,而在于参与了一条仍在运转的传承链条——链条的每一环都不显眼,合起来却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微观基础:文明的连续性,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工序、教材与师徒关系所维系。
综而观之,这一实践给出三重启示:其一,感知的深度是文化质量的底层指标,工笔的时间性在图像过剩的时代反而成为稀缺的公共资源;其二,传统的激活不必依赖题材的更替,语言内部的重新配比同样能够生成当代性,且更能守住文明的连续;其三,审美判断的公共化需要制度性的承载,师授、学院、出版与地方组织共同构成文化传承的现实基础设施。这些启示最终指向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建设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概括与提炼,也需要无数在纸绢之间反复渲染的实践为其提供质地;体系因实践而可信,实践因体系而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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