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峰:论张涛书画印一体的心性修为与中国式现代化文人传统的当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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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立峰:论张涛书画印一体的心性修为与中国式现代化文人传统的当代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若要真正立住,不能只在论文里立,还要在一方砚、一刀纸、一枚石章上立。张涛的工作正落在这类琐屑处:以湿墨写陇东的塬与雪,以行书题款,以刀刻印,笔名雪樵,取的是山中负薪的意思。就其一贯面貌而言,他不把湿墨当作效果,也不把文人趣味当作身份,而是在水分可以控制的范围内,重新校准山水、花鸟、题识与印章之间的关系。墨能化而山不散,白能留而雪有重,这一路实践使他的画既有黄土的粗粝,也保住了文人的清冷。其意义在于为体系提供了一个来自基层与地方的样本:文人传统不必以怀旧的方式存活,现代转化也不必以抛弃诗书画印为代价。甘肃画院的院聘与省诗词学会的兼职,使他的日常横跨创作、诗词与地方文史三块,这种杂处本身就是样本的一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二十世纪对文人画的清算,前后有过几轮。写实一路以造型的准确取代笔墨的自律,把山水纳入主题创作的框架,图式因此趋于标准;市场一路则把文人趣味做成消费符号,笔戏墨戏,题跋抄写古人,雅玩成了商品。两种做法方向相反,依据却相同,都认定文人性与现代性不能共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不接受这一设定:笔墨的自律可以与现代的观看并存,文人的修养也可以进入公共生活。张涛的位置就在这条缝隙里,他没有放弃诗书画印的旧框架,却把这个框架重新用于一片此前少有人画的高原地貌。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文人画一度被寄望为折中之道,结果多流入笔戏;学院系统则以写生与构成重建山水,笔墨退为肌理。两条路都积累了成果,也都没能回答笔墨的认识功能。

笔墨的脾气,多半是脚下的土地给的。张涛生于崆峒,长于陇东,那里的山不险不奇,多的是黄土塬、沟壑、窑洞与旱地,没有现成的图式可套;他后来入国家画院程大利山水课题班,接的是以书入画、以学养画的一路,又长期主持平凉的美术事务,习惯在会议室与画案之间来回。这些条件叠在一起,形成他反复要解的题:塬的松软怎样译成墨的湿润;雪化到一半的混乱怎样收进画面;一笔湿墨下去,形散之前能否把它拢住;诗、书、画、印在当代是否还有必要同时在场;一个地方画家,怎样在事务性工作与创作之间保住手感。他临帖、读书、看画三样并进,临的是笔墨,读的是文脉,看的是眼界;省诗词学会的职务让他常年与旧体诗打交道,题款的字句因此不是临时凑成;政协与文史资料的职务,又让他对地方掌故、旧志与碑刻多一层熟悉,这些知识最后都进了画外的判断。这些问题不宏大,却都是真问题。

文人画在今天遇到的麻烦,多半不在技法,而在依据。有的把山水画成风景照,透视准确,笔墨却成了描边;有的把文人趣味当成面具,几笔兰竹、一段题跋,便自称承续传统;有的把画幅做大、把墨色做厚,追求展厅里的第一眼,近看却空;有的把诗书画印拆成零件,字是字,印是印,与画互不相干;也有把理论讲得很热闹,落到纸上仍是一套旧程式。这些症候连着同一个追问:笔墨还能不能承担认识的功能,修养还能不能转化为画面的判断。张涛的实践,是对这个追问的一种回答。另有一种更难辨的情形:画面完整、笔墨讲究、题跋得体,四样俱全,却看不出作者对眼前这片土地的态度,修养成了通用的外套。

笔墨究竟能不能认识世界,是这路画法必须先解决的问题。西画以形似求知识,靠透视、明暗与解剖把对象固定下来;中国画以笔墨求知识,靠水与墨的关系把对象化开。湿墨的好处在于它不服从轮廓:水分多一分,形就散;少一分,气就死。他画塬,先把淡墨铺开,未干时以浓墨破之,让墨自己走一段,再用干笔把走散的部分拢回来。这一套顺序,古人称作大胆落墨、小心收拾,其中的分寸不是趣味,而是判断。艺术认识论在这里落实为一句话:画不是把对象描下来,而是把对象在纸上重新成立一次。较之以素描改造山水的路径,也较之以笔墨自娱的做法,他更在意水痕落地之后还能不能拢住形,这也让体系关于笔墨现代性的讨论有了可操作的依据。皮纸吃墨慢,湿墨在上面能留住更长的水痕,边缘的渗化更柔;生宣吃墨快,浓淡分明。两种纸他分得很清,同一处坡脚,纸换了,用水的分量也要跟着换。

心性一词常被说得玄,落到画上其实很具体:画什么,不画什么,什么时候停笔。张涛多画残荷与旱塬,叶败梗折,土裂坡荒,这些景象在传统里属于衰败之美,说的是消亡之中仍有一股不肯散的东西。他画残荷不画满塘,宁可让水面空着;画雪不画晴后,偏取半融的时辰;题款只写年月与地名,不写豪言;钤印只用名章与一方闲章,位置避开峰头与花头。这些取舍近乎自我约束:把话说少,把力气留在墨里。心性美学在他这里不是抒情,而是节制,知道何处该停,比知道何处该加更难。豪放的写意与他无关,精细的工笔也与他无关,他取的是中间那段有分寸的克制。残荷的梗断了仍旧立着,叶破了仍旧有势,这种立与势不是描出来的,是笔停住的位置留下来的;画晴荷则反其道,一塘叶只开一朵,让漂亮成为意外。他极少用艳色,怕伤了墨气,色只作提神的一点。这也使东方审美范畴的讨论落到了具体的用笔决策上。

题识与印章在画面里不是附属,而是另一套符号。张涛的款识用行书,字数不多,常只记时间与地点;印章一方朱红,压住画面的边角;笔名雪樵,本就是一个自况的符号,负薪者的形象与山中的寒气息息相关。他刻印取汉印与隶意,刀口方折,边款记年月,印文多是自警的短句。这些文字与图像互为注解:画里的空白由款识指出方向,墨块的重量由朱印提起精神。符号学阐释在这里不是术语游戏,而是说清一件事,文人画的可读性来自两套语言的相互指认,字读得懂,画才进得深。题跋一旦只作装饰便会失重,取消文字又会让画失去可读的入口,他两者都不取,只让旧符号承担新的结构功能。印文“仁者乐山”一类的短句,与山水题材构成互文;边款记下年月与刻者,等于在画外另立一处时间坐标。

一幅画要经得起三种看:放大看笔,退远看势,隔年看气。张涛对这三条守得很紧。放大看,湿墨的边缘不能糊,笔尖停住的地方要有重心,否则一团墨就塌了;退远看,山头、坡脚与留白要构成骨架,不能靠局部精彩撑场面;隔年看,画面的气息要还在,不能只剩余味。诗、书、画、印在他的画里共用一个气息,诗的简,书的骨,画的湿,印的沉,四种质地要能互相接住。整体性审美不是把四样东西凑齐,而是让它们彼此让位,字让墨,墨让白,印让气。拼盘式的并置与专攻一门而略其余,都不是他的办法;他以减法的办法取得整体,为体系提供了一个关于“通”的具体解释。小幅尤其考验这套整体性,方寸之间画一座山头、一枝残荷,一笔不到就露怯;他偏爱这种压力,因为小幅无法靠尺幅藏拙。

画最终要交到不认识作者的人手里。张涛长期在平凉主持美术事务,带基层作者写生、办展,也在县里讲过课,桌上只一张纸、一支笔、一碟墨,从头画到尾,中间不换纸。听众问的都是最具体的事,笔为什么这样按,墨为什么这时添。他把门槛分成几级,先过第一级,再谈第二级;先画大形,再补细节,最后统一墨色。这些办法不玄,学得会,也用得上。公共性在这里不靠阐释,而靠可上手的路径:看画的人能认出雪化时的湿,学画的人能照着做出第一笔。既不悬高标准,也不降低难度。市美协的展览与写生,把本地作者带出去,也把外面的眼光带进来;县里的课讲完,散场后围上来问的往往是笔怎么按、墨何时添,这类问题比展厅里的评语更接近美育的实情。

这套画法的成立条件,也可以划出一条大致界线。湿墨在小幅与皮纸上最能显其长处,画幅放大之后,用水的分寸要重新分配;黄土塬给了他现成的经验,换到别处,图式的转换还要再做一轮;诗书画印四样在场,使单幅作品的气息更为完整,也要求更高的统筹功夫;篆刻与书法目前多在外围,随着创作推进,二者的位置还会变化。对外交流中,雪景常被远方观者认作自己家乡的山坡,这种可通约性说明湿墨确有跨语境的效力,也提示传播确有深浅之别。这些属于方法自身的条件,而不是对它的评价。

湿墨、残荷、款识、印章,四件事收拢到一处,落下的是同一个判断:笔墨之所以还能承担认识,是因为它始终在做取舍。其要可归四端。一在笔墨,湿墨不是效果,而是把对象在纸上重新成立一次的方式,水多一分则形散,水少一分则气死,分寸即判断。二在心性,心性不是抒情,而是节制,知道何时停笔比知道何时加笔更难,款识只记年月地名,正是把话说少的自觉。三在文字,诗书画印不是装饰,而是两套语言的互相指认,字读得懂,画才进得深。四在整体,整体不是四样齐备,而是彼此让位,字让墨,墨让白,印让气。四端相生,才撑得起他自己定下的那句标准:经得起放大看,经得起退远看,经得起隔年看。落到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上,四端各有交代:笔墨的现代性生于判断的更新,而非题材的更换;文人的修养须转为画面的决断,方不至于沦为谈资;地方经验的价值由时间给出,急不得;公共性长在可上手的办法里,而非阐释的门槛上。张涛以对湿墨的耐心、对土地的诚实、对旧框架的改造,为这一体系添了一处塬上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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