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从那些在人物与山海之间长期耕耘的实践者身上打捞样本。陈爱萍的彩墨创作,是在工笔、写意与重彩兼修的根基上展开的:一边是闽南乡土里的妇女、孩童与日常情态,一边是临海岛城的礁岩、屋舍与波光。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并不把传统人物画当成固定的仕女范本,也不把山水处理成脱离生活的仿古图式,而是让线描的骨力、墨色的氤氲与民俗的温情落进同一张纸。形神兼备、虚实相生,人物见其情态,山海见其家园。其实践为体系建构提供了一个来自闽地民间生活现场的样本:传统绘画的当代生机,往往就生长在对一方水土与普通人日常的持续凝视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现当代人物画与山水画的演进脉络,这两门门类始终处在传统范式延续与外来经验冲击的张力之中,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的路径,把前人的仕女图式、皴法与章法当作不可移易的正统,以符号的重复替代语言的推进,人物与山水由此退化为可被无限复制的标本;另一种是移植的路径,把域外写实素描或抽象构成直接搬进画面,造型与色彩不断翻新,笔墨的内在骨架与生活感受却被抽空。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把传统的线条法度与当代的生活经验设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本土人物与山水的语法完全可以容纳新的造型观察与现实题材。陈爱萍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样本价值体现在,她把学院训练的造型能力与民间生活的观察,重新收回到彩墨语言的秩序之内。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早期的师承、后来的院校修习与长年教学实践共同塑造。她早年从工艺美术教育起步,又先后在北京画院、美术学院国画系与重彩画研修班受教,承接现当代人物画名家的线描与传神传统;长期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使她必须把一笔一墨的道理讲清楚,也因此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观者如何理解画面格外敏感。多重经验交织,促使她持续追问:当代生活里的寻常人物,怎样用线描与淡彩画出性情,而不是停在动作的描摹上;闽南的海岛、街市与民俗,怎样进入山水构图,而不是写成风光照片;工笔的缜密、写意的洒脱与重彩的厚重,怎样在一张纸上相安共处;绘画怎样不靠高深术语,也能让普通人接收到其中的善意与温情。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她既不复制古法、也不追逐概念的取向。

审视当下的国画创作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成色。一路容易滑向程式化的旧范,人物只剩固定的脸型与衣纹,山水只剩套好的皴法与点景,感受却是陈旧的;一路容易滑向西画式的描摹,造型看似准确,毛笔的书写性与墨色的层次却被磨平;还有一路把民俗与乡土处理成风情装饰,景物漂亮却没有真切的体温;学院创作与普通观者之间也常隔着一层,门槛由术语堆起来,画便走不出小圈子。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人物传神怎样不脱离笔墨,地域风物怎样获得绘画的结构,工写重彩怎样兼融而不杂乱,专业探索怎样通向日常情感。陈爱萍的彩墨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情态传达,是理解陈爱萍绘画的第一重入口。中国人物画讲传神,神不在五官的酷似,而在动作、眼神与彼此的关系里。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笔下的孩童、妇人都有生活里的憨态:赶路时回头的一瞥,牵手时放慢的脚步,头巾与衣襟被风掀起的动势,线描顺着衣纹与体态走,骨力藏在柔婉的线条之中;面部敷淡彩,眉眼与口角点到位,神情温润端方,不夸张,也不呆滞。人物身后的芭蕉、棕榈与草叶以写意墨笔写出,既衬出环境,又不抢人物的情态。区别于把人物画成固定仕女符号的做法,也区别于以素描明暗替代笔墨线条的路径,她让造型的准确回到笔线与墨色的秩序之内。这种自觉提示我们,当代人物画的生机,不在题材的猎奇,而在把普通生命的性情画得真切可感。

一方水土的人文积淀怎样进入画面,是陈爱萍创作中最见根脉的一重维度。闽地的海岛气候、街巷屋舍与民俗生活,构成她反复凝视的对象。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的山水不画远离人烟的荒寒之境,而画有人住的岛城:礁岩以墨色积出层次,红顶白墙的屋舍掩在绿树之间,沙滩上点缀伞盖与行人,水面用淡青横笔扫出波纹,船只与栈桥把生活的路线连起来。民俗里向善和睦的民性,也化进人物的情态与画面的色调,厚重的生活感由此成为山水的底色。区别于把地域风光当作风情符号拼贴的做法,也区别于脱离本土经验、套用古典山水图式的路径,她让八闽的风物从笔墨内部生长出来。艺术的根脉接续,在她这里不是题材的标签,而是一方生活被反复观看之后沉淀出的气息。
工笔、写意与重彩的兼融,构成其彩墨语言在形式上的主要特征。传统绘画本就讲究工写相济,只是落到当代实践中,三者常被割裂成不同的路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以工笔的线描定人物的形与衣纹,以写意的墨底写出环境与山势的气势,重彩与岩彩的颗粒则用来压住画面的分量;色彩取雅丽中和,青与绿铺在林木海面,红与赭点在屋舍与花木,对比处不失克制。疏密之间留出空处,让墨色有呼吸的余地,虚的部分托住实的人物与屋舍。区别于只取工笔细腻、画面拘谨板滞的做法,也区别于只凭写意挥洒、笔墨失之松散的路径,她让缜密与洒脱互相校正。这种兼融的分寸,正是传统技法在当代材料经验中自我更新的落点。

宽厚昂扬的精神气质,藏在她人物与山海的笔墨取向之中,这使民族精神的当代接续成为解读其作品的价值线索。民族精神不靠空洞的口号呼喊,而要落到具体的生命态度与家园景象上。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笔下的人物带着和睦向善的品性,不悲苦,不张扬;山海意象开阔明朗,礁岩与波光给人安定的依托;画面整体的气息宽厚、温热、向上,把普通人对安宁生活的向往凝注在笔端。这种取向承接的是民族绘画中重人情、重家国的悠长传统,又落到当代闽地的日常画面里。区别于把精神表达做成口号式宣示的做法,也区别于消解精神追求、只讲形式快感的路径,她让价值追求通过可视的情态与景物自然显现。艺术对民族精神的接续,在她这里是一笔一画的诚实刻画,而不是概念的搬用。
一种画法能否跨过语际,取决于它有没有不依赖注释的形式语法,这使文明互鉴成为检验其跨文化实践的尺度。世界艺术图景并非由少数中心的标准所划定,而是由不同文明各自的形式传统在交往中共同构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的画面在对外交流中并不需要冗长的注解:母子牵手、孩童结伴、临海家园,这些是人所共通的生活经验;观者先凭人情与景物进入画面,进入之后才辨认出线描的骨力、留白的节奏与雅丽的设色——中国绘画的部分藏在第二层。她也不把水墨与重彩处理成供猎奇的东方奇观,该谈笔墨就谈笔墨,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对话。区别于为迎合外部观看而堆砌民俗符号的策略,也区别于以异域情调自我包装的做法,她坚持以线色与情态本身参与对话。先进入,后识别,自主的艺术话语恰恰建立在对自身形式传统的充分理解之上。

画的价值最终要在专业圈层之外被检验,人物与山水题材尤其如此。艺术若只被同行读懂,它参与公共生活的范围就很有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的视野扎根人间烟火,目光投向闽南乡土的寻常百态:妇女、孩童、街巷与海景,都是普通观者每日见过的生活;画面不设需要密码才能解开的符号,也不靠晦涩的术语抬高门槛。色彩与墨色照顾观者的眼睛,温厚而不冷僻,让人愿意在画前停下来,从里面认出自己的记忆——某个海边的午后,一次结伴回家的路。艺术的公共性往往建立在共享的生活记忆上,而不是共同的知识上。区别于把大众审美理解为降低格调的做法,也区别于高居殿堂、回避普通观者的路径,她让绘画走回烟火日常,又始终守住笔墨的法度。不设障,也不降格,这正是公共性最难的一种实现。

综观其从工艺美术教育入手、经由人物画师承与重彩研修、并长期投入讲台与画案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人物画的当代生机在传神,把普通生命的性情画真切,比追逐题材新奇更见功夫;其二,地域根脉不是题材标签,而是一方生活被反复观看后沉淀出的画面气息;其三,工笔、写意与重彩可以在一张纸上互相校正,传统技法的兼融本身就是当代更新;其四,跨文化与公共性都建立在共通的人情与生活记忆上,先让人进入画面,文化余味才有被识别的机会。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离不开创作者在具体媒介内部持续工作。陈爱萍以其对人物情态、对闽地家园、对笔墨法度与公共温情的诚实态度,为这一体系的充实提供了一个温润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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