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峰:论赵夫生浙派书画的笔墨辩证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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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立峰:论赵夫生浙派书画的笔墨辩证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当代中国书画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技法传承问题,而是图像转向与审美范式重构叠加之后的语言重估。当观看由凝视退化为识别,以毛笔、宣纸、水墨为媒介的书写性绘画,反而成为需要重新论证合法性的命题。赵夫生(号读山居士)的实践正落在这一命题之内:他以《芥子园画谱》筑基,转益孔仲起、张品操、程宝泓诸家,近岁归于姜宝林门下,山水、花鸟、行草三事兼修。其近作呈现出以书入画、以墨统色、以气贯形的整体取向:花鸟求其生意而不逞其艳,山水求其丘壑而不炫其奇,行草求其畅达而不纵其狂。以画种论,这是浙派正脉在当代的一次续写;以时代命题论,其价值不在面貌的标新,而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何种笔墨语言”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样本——体系的建构,正是从这类具体样本中提炼可通约的规则。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书画便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双重压力之中。创作者反复追问,如何重新认识笔墨传统,如何让山水花鸟回应现代诉求。这一追问凝结为两条对峙的路径:一条以泥古守旧为立场,把古人法度奉为不可移易的终点,使传统凝固为可供临摹的图版;另一条以全盘西化为取向,以域外的造型标准裁剪本土经验,使笔墨降为造型的附庸。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同构:都把传统视为只可继承或替换的封闭对象,而不承认它本身即是一种可被重新解释的生成性力量。浙派的价值恰在此处显影:浙地书画以师承谱系与地域风物相互滋养,既守笔墨正脉,又不拒新的视觉经验,形成以中国美学为本位、以时代感受为参照的第三条道路。赵夫生的实践属于这一脉络,其史学样本意义不在提供可复制的图式,而在示范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方法论姿态。

艺术选择的根源,须从个体成长的文化土壤中求解。赵夫生生长于杭州,钱塘的潮信、西湖的烟柳、江南民居的粉墙与冬日的雪意,构成其最初的视觉刻度。以《芥子园画谱》入手,是从程式进入传统的正途:画谱把树石、云水、花鸟分解为可练习的单元,使初学者先得结构的可靠。孔仲起、张品操、程宝泓诸家的点拨,使他得以在山水、花鸟之间横向移动;近年师事姜宝林,则把横向的广涉收束为纵向的深研——积墨的层叠、点线的构成、大写意的放笔,促使其重新理解墨何以成为结构,而不只是浓淡的阶差。其自号“读山”、其斋名“抱梅”,一者指向丘壑的体认,一者指向花木的性情。问题意识由此生成:兼修若不处以同一套笔墨逻辑,则易散为诸种程式的拼盘;多师若不加以自我约束,则易沦为风格的杂糅。

当下的书画现场,存在几重需要理论正面回应的结构性处境。其一,图像转向使写生退化为照片的转译,可消费的图景过剩,可沉思的空间稀缺;其二,笔墨程式被反复征用而失去方法的活性,皴法、点法、叶法沦为可复制的符号,气韵在技术化的熟练中稀释;其三,画种分工的精细化使兼修者难以自处,山水求丘壑、花鸟求生意、书法求使转,三套语法各行其是;其四,国际展事中的地域表达易于滑向标签化,江南被简化为小桥流水,浙派被简化为某种笔法的样式。四者看似分属媒介、语言、身份与传播,实则指向同一症结:书画的语言自足性让位于外部认证,创作者不断以外来的尺度替换自身的判断。赵夫生的实践,正是对这一症结的正面回应:以形式辩证重建语言,以气韵重立精神,以在地性重获根性,以文化翻译重开对话。

从形式分析的层面审视,其创作最具方法论意义的贡献,在于把书与画、墨与色、实与虚三组关系置于同一场辩证之中。所谓辩证,不是折中调停,而是让对立的两极在相互限制中生成新的秩序。以书入画,不是把书法的笔形搬入画面,而是把行草的使转、提按、疾涩转译为绘画的骨法:枝干以中锋立骨,翻转见顿挫;皴擦以侧锋取势,收放见节奏。以墨统色,不是取消色彩,而是让色彩服从墨的结构:赭石与花青退居墨骨之后,冷暖由浓淡决定。虚实相生,亦非留白的装饰化,而是把虚处当作实处的延展:水面的空、云气的断、雪意的白,皆为笔势所规定的未画之画。这三组关系区别于以素描造型为基准的写实路径,也区别于以肌理拼贴为能事的制作路径,其辩证来自笔墨内部的相互约束。辩证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最基础的方法论内核:现代性不必以拆除语言为代价。

与形式的辩证互为表里的,是对气韵的当代重释。气韵不是玄虚的赞辞,而是笔墨在时间中留下的呼吸:笔与笔的承接是否连贯,墨与墨的渗化是否有机。其近作中,气韵的成立不取决于所绘对象是否为名山大川或名花异卉,而取决于一笔落纸之后,后一笔能否承接前一笔的势。“读山”之号可作注脚:读山者不以山为客体而摄取其形,而以山为文本而体会其理。气韵在其腕下表现为一种克制的强度:不放纵水墨的偶然,而在写到恰好处停手。这使其区别于以视觉张力取胜的展览型绘画,也区别于以观念陈述取胜的实验型水墨;它始终以可进入为尺度,既不拒绝观众,也不讨好观众。气韵的当代有效性正在于此:它不是对古典趣味的复制,而是把传统美学中最具生成能力的部分转化为当代可直抵的知觉经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要求的活的传统。

在地性的问题,须在其笔墨的根性中辨析。赵夫生的题材多有实指:钱塘的江声、江南民居的粉墙、冬日的雪意、庭前的梅枝。然而在地并非题材的标签,而是感知的尺度:同一株梅,北地作者见其铁骨,江南作者见其湿润。其笔墨的湿润、墨色的层次、留白的通透,皆由这种长期的地方经验所校准,画面中的湿润因此不是水墨的偶然效果,而是气候与物候在纸上的沉淀。在地性不是地方主义的自我封闭,而是普遍性得以生成的具体前提:唯有把一方水土的感知写透,笔下的山水花鸟才具备可被他人辨认的普遍质地。它区别于把地域符号直接陈列的民俗化路径,也区别于抽离具体经验、以全球通用语法自我漂白的无根路径。此即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强调的文明在地性:现代化不是地方性的取消,而是地方性获得世界性表达的过程。

艺术的价值最终须在公共层面接受检验,这也是文艺人民性得以具体化之处。人民性并非题材的迎合,也非趣味的下沉,而是审美经验能否被更广泛的人群共享。赵夫生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具有特殊的通路:长期主持地方书画社团、参与典籍的整理与编纂、推动书画进入社区与校园,使私人的案头功夫转化为可流通的公共文本。书画的门槛本就不高:山水的可游、花鸟的可亲、行草的可读,都为未受专业训练的观者保留了入口;而品质的维持,则依赖笔法的严谨与气息的克制。这种门槛不高而品质不低的中间道路,正是艺术公共性的朴素实现。当代书画传播常滑向两端,或以通俗之名降低品质,或以专业之名封闭通道;其选择是以本体品质支撑公共传播,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足了公共文化维度。

综括而言,赵夫生的书画实践提供了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现代性的获得不必以交出笔墨为代价,语言内部的辩证调整同样能够生成当代品质;其二,气韵不是待淘汰的古典残余,而是可被重新检验的知觉范畴,在图像过剩的时代反成稀缺资源;其三,在地性不是普遍性的对立面,而是其赖以生成的土壤,地方经验写得越透,越能被世界辨认;其四,文化翻译的前提是语法的自主,唯有以己语发言,方能在文明互鉴中保持平等的位置。由此回望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其要义不在于给出封闭的答案,而在于让不同的艺术路径都能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各得其位。赵夫生的探索,正是在这一宏大命题之下一次踏实而具体的书写;其价值不在结论的完备,而在问题的提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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