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张诚水彩风景的形式辩证与平远意境的当代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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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张诚水彩风景的形式辩证与平远意境的当代转译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从那些横跨两种绘画经验的实践者身上打捞样本。张诚的风景,是在水彩与综合材料之间长期工作的结果:山、水、村落、飞鸟仍是熟稔的乡土元素,色与肌理却换成了一套轻而亮、带空气感的语言。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并不把抽象当成目的,也不把传统当成标本,而是让外来的色彩工具装进自己的眼睛,再回到平远的山水之间。色彩承担结构,留白承担呼吸,普通的湖岸丘陵在笔下被重新打量。其实践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来自日常风景现场的样本:当代性不必表现为样式的突变,它也可以是旧题材换一种活的语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站在一幅横幅风景前,眼睛通常是先被水岸留住的:远山横着,山脚下一片水,水边几座白墙矮屋,天空里几点飞鸟。张诚的画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属于这种谁都认得的地方感,而不是某种需要先做功课才能进入的抽象。风景画在今天要面对的处境并不轻松:一边是图像与数字媒介对日常观看的侵占,另一边是绘画自身不断被要求给出新的形式姿态。他选择留在风景里,把语言换掉——题材仍是山、水、村落、飞鸟,媒介却是水彩与综合材料的混合,色层薄而透亮,肌理带着水渍与擦痕。贯穿其创作的根本取向,并非以抽象求新,也非以摹古守旧,而是让一套外来的工具经验,重新服务于中国山水的观看方式。也正是在这种选择里,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绘画内部生长的样子。

回望百年风景画与山水画的演进脉络,这一门类始终处在传统范式延续与域外经验冲击的张力之中,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的路径,把前人的皴法与章法当作不可移易的正统,以图式的重复替代语言的推进,景物由此退化为可被无限复制的标本;另一种是移植的路径,把域外的抽象构成与色彩体系直接搬进画面,形式不断翻新,山水的内在感受却被抽空。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把传统的观看方式与当代的色彩经验设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山水的语法完全可以容纳新的媒介与色彩。张诚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样本价值体现在,他把色彩与肌理这套外来工具,重新收回到平远山水的秩序之内。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早期的技法训练、后来的理论修习与跨文化的观察共同塑造。他早年从水彩入手,先把水分、明暗与静物的基础功夫扎牢;之后在抽象水彩一路得到系统的理论与技法训练,又在域外的艺术院校环境里看过另一种绘画如何组织画面。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持续追问:水色的偶发如何被画面的秩序收住,而不至于漫溢成一堆漂亮的颜色;外来的色彩与素描经验,怎样装进自己的眼睛,而不是停留在工具层面;普通的湖岸与丘陵,不靠名山胜迹,怎样画出让人停得下来的余味;横幅平远的观看方式,如何在水彩这种湿画媒介里重新成立。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他既不复制古法、也不追逐概念的取向。

审视当下的风景绘画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成色。一路容易滑向抽象的逃逸,形被打散之后,画面只剩色块与肌理的表演,观者找不到可以进入的景物;一路容易滑向复古的摹本,皴法与符号被沿用下来,感受却是陈旧的;还有一路滑向图案化的装饰,山坡、房屋、船只被整理得齐整漂亮,像一张风景明信片,生机被工艺抹平;面向日常的风景写作也常被边缘化,展厅里更看重城市题材与观念表达,乡野湖岸的经验难有位置。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抽象与可感之间如何找到分寸,外来工具如何化为自身语言,普通景物如何不靠奇观获得表现力,本土观看方式如何在新媒介里延续。张诚的风景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一幅画能否把两种媒介经验收进同一张纸,取决于作者肯不肯让它们互相约束,这使形式辩证成为进入其创作的关键入口。这里的辩证不是技法的拼接,而是落到材料的分寸:传统水墨以墨为主、色为辅,他把主次颠倒过来,以色为主,墨只用来定形与压重;而色没有退成装饰,每一块色都承担结构上的任务。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把色当墨用,讲浓淡与层次,而不是讲明暗与体积;山体不靠传统皴笔,而由色粉与水性颜料混合留下的肌理、擦痕与水渍来承担,肌理替代皴法,成为表现山石质地的语言。区别于把色彩铺成装饰、画面只剩好看的做法,也区别于固守墨法、排斥色彩介入的路径,他让肌理成为骨,让色层成为气,两种材料逻辑在画面内部互相校正。这种自觉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媒介革新,不是材料的外部叠加,而是不同材料逻辑在秩序之内达成平衡。

第二重辩证落在光与空气、控制与偶发之间,它决定了画面究竟是闷的还是透的。水彩湿画的偶然性很强,水在纸上自行游走,色层互相渗透;他的办法是先让湿画生成氛围,再用少量硬的线条与色块把结构收住。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光不是从天上下落,而是先从水面亮起来,再往山脊上爬,山脊边缘被照亮,山背留在暗处;空气的厚度靠远近的淡与清来交代,远山被磨淡,近树与村岸留得清楚。飞鸟不点形,只以墨点散落,散中见队形;小舟一两笔,水便有了去处。控制到七分,剩下三分交给水,偶发由此被收进秩序。区别于一味求工、把每一块色都描死的做法,也区别于放任湿画、任水渍漫漶的做派,他在湿处留出退路,让水的走向服从画面的层次。这样的分寸,正是创造性转化在媒介最基础层面的落点。

一门风景能否被辨认出中国的观看方式,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接住了一套可被反复验证的空间范式,这使文脉传承成为解读其作品的另一条线索。文脉的接续不是题材的搬运,它落实为构图与留白的分寸。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多取横幅,画面从中段起势,左右各自收住,安排与传统平远法相通:人站在高处平视远方,看得很远,也很安静。山与山之间是让开的,让出的地方才有云、有水、有路可走;天空常留三分之一的空,鸟点在空处,空才成为天;水与岸之间留一道浅白,既是滩,也是光,又是隔开两种质地的界线。房屋简到几个方块、一条横线、一两点窗,看的人补足细节,画才算完成。区别于把传统符号直接贴附在画面上的做法,也区别于割裂文脉、凭空搭建新空间的路径,他把横卷的气脉、平远的位置与以少胜多的简省,化进水色与肌理之间。东方绘画的文脉接续,在此不是题材的延续,而是组织经验的语法被重新启用。

接续传统还有另一层分寸,即意境与调性的把握。中国美学讲意境,意境不是画了什么,而是画出来的东西能否让人心里生出另一层风景。他的风景有这一层:山在那里,水在那里,看久了会觉出一种心情——开阔、安静,带一点远行的怅然。这不是古人笔下那种荒寒的意境,而是今日的开阔,画面颜色亮,亮里有生气,不像遗迹。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橙与绿相冲之处,他以薄薄的赭色过渡,冲劲便缓下来;灰绿取在偏黄与偏蓝之间,既不燥也不凉,画面因此有一份中正之气。色块边缘刻意留一点毛,硬的颜色由此变温和,画面也带上手艺的温度。区别于一味复古、把意境处理成仿古情调的做法,也区别于只讲视觉冲击、回避余味的路径,他让传统的中和意识落在冷暖与边际的具体判断里。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关于本土审美范畴的讨论,提供了具体案例。

一种画法能否跨过语际,取决于它有没有不依赖注释的形式语法,这使文明互鉴成为检验其跨文化实践的尺度。世界艺术图景并非由少数中心的标准所划定,而是由不同文明各自的形式传统在交往中共同构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的风景在对外交流中并不需要翻译:山、水、房屋、飞鸟是世界性的视觉词汇,观者先凭这些进入画面,进入之后才辨认出横卷的结构、讲究的留白与极简的屋舍——中国的部分藏在第二层。区别于为迎合外部观看而堆砌红灯笼、汉字一类东方符号的策略,也区别于以异域情调自我包装的做法,他坚持以笔色与结构本身参与对话,让差异以足够的密度进入形式。先进入,后识别,这个顺序比反过来有效得多。自主的艺术话语,恰恰建立在对自身形式传统的充分理解之上。

画的价值最终要在专业圈层之外被检验。风景若只能被同行读懂,它参与公共生活的范围就很有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画的不是名山胜迹,而是随处可见的湖岸、丘陵与村舍,题材寻常,姿态却是平视的:所有景物都在一个高度上,人走进去就能看见,不需要仰视。横幅左右延展,接近人在大地上行走的经验,挂在走廊、教室与会议室里不压迫人;色彩的判断也来自生活,黄绿是春,橙红是黄昏,深蓝是夜要来了,这些不需要知识,只需要日常经验。其公共性并非通过降低门槛获得:题材普通,法度不降;不懂画的人能感到画面的开阔与安稳,懂画的人也不至因题材通俗而看轻其肌理与构图。这正是公共性最难的一种实现——不设障,也不降格。

综观其从水彩基础入手、经由抽象水彩训练与跨文化观察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现代性不必以样式的断裂为标志,把外来的色彩与肌理收进平远山水的秩序,本身就是革新;其二,文脉的接续要落在构图、留白与简省这些语法上,停在符号与题材上就只是标本;其三,跨语际传播的底气在于本体语言的完整自洽,先让景物可进入,文化余味才有被识别的机会;其四,公共性不是姿态,而是画面有没有层次、题材能不能被普通人接住,能分层进入的画,才可能在不降格的前提下被更多人看懂。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离不开创作者在具体媒介内部持续工作。张诚以其对色与肌理、对平远与留白、对日常风景的诚实态度,为这一体系的充实提供了一个温润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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