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立峰:论李辛写意石彩的砌线立骨与中国式现代化绘画语言的本体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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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立峰:论李辛写意石彩的砌线立骨与中国式现代化绘画语言的本体重构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从那些在材料内部持续工作的实践者身上打捞样本。李辛的写意石彩,是在矿物颜料、胶与笔的本体语言之内完成的当代实验:石青石绿被胶调成有厚度的线,线又承担起山石、枝干与花叶的结构;远看是山水花鸟的意境,近看是颗粒、箔片与胶痕的堆叠。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并不把材料当作画面的装饰,也不把写意当作风格的标签,而是在守住以线立骨这一传统判断的前提下,重新组织矿物材料的物质性能。线可砌而不断,色可堆而有骨,使这一路探索既具备壁画般的物质重量,又保留了文人画的一次性书写。其实践为体系建构提供了一个来自材料现场的样本:写意精神不必以笔墨为唯一载体,材料的革新也不必以割断文脉为代价。

中国式现代化

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与材料的关系,这一领域始终处在笔墨中心与材质更新的张力之中,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的路径,把纸、笔、墨视为不可更动的边界,任何材质越界都被判为背离,语言因此停留在既有的程式之内;另一种是求新的路径,把综合材料当作进入当代的通行证,肌理、箔片与颗粒不断堆叠,写意的判断却被抽空,画面沦为工艺的表面。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把笔墨精神与物质材料设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材料完全可以承担笔墨的功能,写意也完全可以在物质的厚度中成立。李辛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样本价值在于,他把矿物材料从装饰性的表层,重新收回到线的骨架之内。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跨语境的求学、材料的长期摸索与归国后的再认识共同塑造。他东渡日本研习日本画,以作品与日文论文完成博士课程的双重答辩,论文所处理的正是骨法在日本画制作中的再构筑;在异域的材料体系里,他看见矿物颜料如何被胶固定、如何被反复叠压,也看见线如何在制作中保持力量。归国之后,他又入国家画院程大利山水画工作室进修,重新补足本土的山水与笔墨经验。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持续追问:骨法用笔在矿物材料中还剩什么;石色的颗粒能否成为线,而不只是面;写意的“写”如何在不耐反复修改的石色上成立;日本的制作经验怎样翻译成中国的书写;一种新的材料语言又凭什么被称为中国画。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

审视当下的综合材料绘画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成色。一路容易滑向材料的表演,金箔与石色堆得辉煌,远看夺目,近看却没有结构;一路容易滑向图像的装饰,材料被做成酒店大堂式的风景,悦目而无意境;一路容易滑向笔墨的原教旨,凡材质越界即斥为非国画,传统由此被缩成一套禁忌;还有一路停在理论的口号上,跨界、融合、转型反复申说,却拿不出可操作的方法。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材料如何获得自己的语法,线如何继续承担结构,写意如何进入物质,传统如何在材料中延续而非被材料替换。李辛的石彩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绘画的本体究竟立于线还是立于面,是理解其形式立场的第一道入口。西方绘画以面造型,靠明暗与色块堆出体积;中国画以线立骨,靠一笔之内的提按顿挫确立对象。矿物材料的天性却偏向面:颗粒堆积、色块覆盖、箔片成片,天然趋向装饰与平面。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的选择是把材料重新组织为线,以胶调石色,用堆、砌、刮、写的方式令色成为有厚度、有走向、有速度的线,线不再只是轮廓,而是骨架与承重。这正是艺术本体论的正面回答:材料的物质性并非绘画的敌人,而是线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区别于以肌理取胜的材料实验,也区别于以墨线为唯一正统的保守立场,他让本体的问题在颗粒之间重新被提出,也为体系关于“中国画的边界”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实例。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需要的本体自觉,正是在这类具体判断里长出来的。

骨法用笔这一千年命题,在矿物材料中如何续命,构成其创作最深的文脉线索。六法所言骨法,并非线条的样式,而是线背后的力量判断;笔可以换,骨不能丢。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把“笔”从毛笔扩展到胶、石、刀与刮板,把“骨”从墨线的粗细转换为色线的堆叠密度:一条枝干由数层石色压成,边缘保留刮痕,内部保留胶的光泽,力量藏在层序里。他同时保住了写意的“写”——一次落定、不事反复的书写性;石色不易修改,反而逼出决断,落笔即是判断。文脉传承在他这里不是梅兰竹菊的题材延续,也不是皴法的照搬,而是以线状物这一方法的转移。区别于把传统做成符号的怀旧,也区别于把传统让位于观念的解构,他让骨法在新的物质条件中继续承重,使体系建构获得一处来自技法内部的支点。

材料的跨语境经验,必须经过再翻译才可能真正可用,这使文化翻译成为理解其路径的另一重维度。日本画以岩绘具、胶与板建立起一套制作语法,其严谨的层序与打磨程序,曾让矿物颜料获得近乎工艺的稳定性;但若直接搬用,中国画便会失去书写的一次性。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所做的不是移植而是翻译:把日本画的“制作”译为中国的“写”,把层序的理性译为笔势的节奏,把矿物的恒常译为水墨的呼吸。他的日文论文以骨法的再构筑为题,本身就是一次概念的往返——中国的骨法进入日本画的语境,又被带回中国画的现场,两边互相校正。区别于以异域材料装点东方符号的做法,也区别于以国际风格抹平差异的路径,他的石彩因此既不是日本画,也不是旧有形态的国画,而是在两种传统之间生长出来的第三种语言。这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方法上的说明:互鉴不是取用,而是翻译。

制作的理性与书写感性如何并存,是其画面气息得以成立的关键,也构成审美理性的具体内涵。矿物材料的工序极强,裱板、刷胶、叠色、打磨、贴箔,每一步都有可计算的层序与浓度;写意却要求一次落笔、不可迟疑。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把两者放在同一画面:底层是理性的,颗粒的目数、胶的稀稠、色的覆盖次序皆有法度;表层是感性的,笔势的快慢、刮痕的轻重、飞白的留去全凭当下判断。理性不是冷,而是让感性有依托;感性不是任意,而是让理性有呼吸。区别于把它做成纯工艺的装饰,也区别于把写意退化为情绪的发泄,他让技艺重新合一,为体系关于审美现代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既不玄虚、也不技术化的样本。

画的价值最终要在专业圈层之外被检验,这一点在石彩一类物质性强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其创作多次进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也曾在日本的国家级展事中入选,并围绕中日友好举办过数十次个人展览;近十余年又在二十余所院校讲授“写意石彩”的方法。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石青、石绿与金箔的视觉强度,使普通观众无需专业训练便能被画面吸引;但他并不因此降低线的难度,画面里仍有需要细看才能读出的结构。他的讲座把配方与判断分开来讲,学生带得走的是方法,而不是效果;公共性在这里建立于可感的物质与可讨论的方法之上,而不是术语的门槛。不设障,也不降格,是物质性绘画最难的一种公共姿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路径只是当代多元艺术图景中的一条,并不构成唯一的标准答案。矿物材料的强度容易压过意境,部分作品在辉煌与空灵之间的分寸仍可再推敲;线体的堆砌有时会沉淀为个人风格标志,而未必每次都出于结构的必然;日本画经验的转换尚未彻底完成,个别画面仍能看出两种语法的并置痕迹;其“砌线立骨”的理论表述也仍有进一步精确的空间。以材料立骨者,尤须警惕材料自身的说服力;这些问题并不否定其探索的价值,恰恰说明这一体系仍在生长之中。

综观其从东渡研习、归国补课到近二十年石彩实践的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材料的本土化首先是语法问题,而不是配方问题;其二,传统的传承是判断方式的转移,而不是样式的复制;其三,跨文化的经验必须经过再翻译才可用,直接取用只会造成并置;其四,理性的制作与感性的书写可以并存,技艺合一是现代形态而非前现代的残留;其五,公共性来自可感的物质与可讨论的方法,而不是概念的包装。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中,理论的梳理与创作者在材料内部的具体工作缺一不可。李辛以对矿物材料的长期耐心、对骨法的重新理解、对书写的坚持,为这一体系提供了一个沉实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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