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轩:论汤德余书法实践的时代建构与传统文脉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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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轩:论汤德余书法实践的时代建构与传统文脉的当代阐释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语境之中,当代书法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技法传承问题,而是书写工具更替与审美范式重构叠加之后的身份重估。汤德余以行草为主脉的长期实践,未把书法处理为可供消费的图像,而把毛笔与宣纸之间不可复制的运动重新确立为艺术本体。其创作以汉字为体、以笔墨为用,在帖学谱系与当代感性经验之间打开一条既守文脉又具现代品质的通道,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剖析的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现代进程,主线始终是传统范式的解体与现代范式的重构。钢笔与键盘相继取代毛笔的日常位置,书写从生活的必需退为专业的选项,书法于是被迫完成身份转换:它不再是知识传递的载体,而必须自我论证为一种艺术。这一转换牵出两条互不相让的路线:一条以古为新,把晋唐法度与碑帖程式视为不可移易的尺度,另一条以西释中,把书法读作 “东方抽象”,汉字沦为形式构成的注脚。汤德余的实践,正是在二者之间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既不退守古人字形,也不借外来框架自证,而把 “如何以毛笔书写当代人的时间感” 当作真问题。这使其创作具备了史学样本的价值。

艺术选择的根源,须从个体成长的文化土壤中求解。汤德余一九六五年生于安徽,皖地清代碑学以来重骨力、重笔法的传统,构成其最初的视觉环境。他以 “海客” 为笔名,以 “抱节居” 名其斋:前者指向开放性,后者指向持守,恰对应其书写中相互拉扯又相互成全的张力。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创作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于他更接近一种持续的自我要求 —— 在书法高度展览化的生存环境中,如何让书写仍然与个人心性相关。他长期以行草为用力方向,以古典诗文为文本来源:行草最见书写的时间性,诗文最承文脉,二者共同构成他对 “书法何以还是书法” 的回答。

当下书法的思想困境,可从四层检视。展览机制的规模化运作,使尺幅与构成凌驾于书写品质之上,笔法退为造型的附属,本体被图像逻辑悄然置换;制作化的技术趣味蔓延,拼贴与做旧把一次性的书写拆解为可反复修改的工序,时间性与身体在场感随之消散,意境让位于装饰效果;理论批评陷入失语,不少论述以形式主义与观念艺术解释书法,评价尺度悄然外借;大众层面的书法热与审美浅表化并存,汉字被简化为文化符号,身份认同退化为元素的展览。四者看似分属技法与趣味,实则指向同一症结:书法在获取当代身份的过程中,不断以交出本体、交出文脉、交出话语权为代价。汤德余的书写,正是对这一症结的正面回应。

从艺术本体论审视,书法的本体从来不是汉字所指称的世界,而是书写行为在时间中生成的线条秩序。其近作呈现出以笔势统摄字形的取向:点画的提按、使转与疾涩被组织为连续的力的轨迹,单字结构服从于一次不可回溯的书写运动,字与字之间的牵丝、断连与欹正构成呼吸般的节奏。关键不在字写得工稳悦目,而在让 “写” 成为可感知的存在。与绘画的造型本体、抽象绘画的纯形式构成不同,书法的本体是一种受文字约束的自由:汉字提供不可随意更改的结构前提,书写者在此前提下以笔法开辟个人的运动轨迹。它为当代书法提供了不必依附图像逻辑的现代性论证 —— 现代性不等于去汉字化,而是在汉字规定性中把书写性推向更自觉的强度。此即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书法领域的第一块基石。

意境的当代有效性,须在书法的特殊性中重新辨析。书法不能造境,不描摹山川草木,然而笔墨的枯润、章法的疏密与文本的语义交织,仍可生成可游可居的经验空间。从其整体创作来看,其章法常于密处留隙、于疏处求势,所书多为古典诗文,诗中的时空与笔下的节奏彼此映发,意境便在阅读与观看的双重经验中浮现。这种意境并非外加的文学联想,而是形式节奏唤起的知觉结构;也不是对古典意趣的复制,而是以当代感受力重新组织虚实关系。它区别于以视觉张力取胜的展览型书写,也区别于以观念陈述取胜的实验型书写,始终以 “可进入” 为尺度:既不拒绝观众,也不讨好观众。意境的活化因此不是趣味复古,而是把传统美学中最具生成能力的部分转化为当代可直抵的时空经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要求的活的传统。

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在书法领域尤为尖锐。当代书法批评长期借用外来理论充当最终裁判:以抽象艺术的语法解释线条,以形式分析的尺度衡量创新,结果是书法被反复论证为某种西方艺术的中国版本。汤德余的实践坚持另一条路径:承接帖学的笔法谱系,重视使转的合理与字势的连贯,同时不回避当代视觉经验的强度,在章法上放开尺度,在墨法上容纳偶然。这不是对外来理论的简单拒斥,而是拒绝把外来框架当作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书法的 “法”—— 笔法、字法、章法、墨法 —— 本已构成自足的技术与美学语法,可与任何体系对话,却不接受被替代。自主的艺术话语,正是在这种可对话而不被收编的位置上生长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其前提正是各门类以自己的语法发言,而非用他人的语法讲述自己。

文化身份认同的维度,使书法的当代意义超出专业圈层。汉字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最坚实的物质载体,数字时代的键盘与屏幕使手写经验日益稀薄,书写遂从日常技能变为需要自觉维护的文化记忆。其书写中,毛笔的手感、墨色的偶然、题款与印章的位置关系,构成可辨识的文明标记 —— 不是摆放在纸面上的中国元素,而是借一次完整的书写行为,把个体的生命时间接入文明的长时段。它区别于民俗展演式的身份宣示,也区别于本质主义的传统想象,其认同在每一次落笔中重新确认:既承认当代经验的合法性,也坚持文脉的不可让渡。文化身份不是论证出来的结论,而是在实践中被反复书写的进行时。

书法的公共性,在中国艺术诸门类中具有特殊的先天条件。碑帖、楹联、匾额与扇面,其形制本就生长于日常场景;文本的可读性、节奏的可感性与意境的可进入性,又使未受专业训练的观众得以循文入书。这种门槛不高而品质不低的通路,正是艺术公共性的朴素实现。文艺人民性在此落实为具体的书写伦理:文字须读得懂,笔墨须感受得到,趣味须经得起反复观看。当代书法的大众传播常滑向两端,或以通俗之名降低品质,或以专业之名封闭通道;其创作显示的是以本体品质支撑公共传播的中间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足了长期被忽视的公共文化维度。

综括而言,汤德余的书写实践提供了若干可推广的启示:现代性的获得不必以交出本体为代价,守住 “写” 的不可替代性,反而为书法打开通往当代的合法通道;文脉的传承不是形制复制,而是把意境、气韵一类古典经验转化为当代可感的知觉结构,使传统在解释当代中获得新的生命;艺术话语的自主,建立在各门类语法的充分发育之上,唯有能以己语发言,方能在文明互鉴中保持平等位置;文化身份的确认,最终落实于身体性的书写实践。由此回望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其要义不在于给出封闭的答案,而在于让不同的艺术路径都能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各得其位。汤德余的探索,正是在这一宏大命题之下一次踏实而具体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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