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轩:论严道本鱼画的当代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辽宁
辽宁 > 资讯 > 商讯 > 正文

曾轩:论严道本鱼画的当代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启的文化自觉进程中,图像转向使视觉生产日益成为组织社会经验的方式,审美现代性则要求一切既有图式在新的感知条件下重新证明自身的有效性。严道本的艺术实践正落在这两股力量的交汇处:一九六六年生于重庆永川龙井口,少年涂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业于赵秉葵研习传统山水与鱼类画法,一九九四年毕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此后以鱼为业,创办严鱼画馆,画鱼四十余年。其近作呈现出水纹环转、鱼群首尾相衔的整体面貌,墨鲢沉着,锦鲤跳跃,空白处水意充盈。以画种论,这是写意花鸟最为古老的一支;以理论视野论,其意义在于以极为有限的题材反复开掘,把一条民间熟识的符号线索,抬升为足以承载当代审美判断的完整语言。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从来不是悬置于概念层面的蓝图,而是在此类长期、具体、近乎执拗的创作劳动中被一寸寸夯实的。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始终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张力中寻找位置。其间两种偏颇反复出现:一种把古人的法度视为不可移易的准绳,以古衡今,使创造退化为摹写;另一种则以域外的造型体系与评价尺规覆盖本土经验,文脉在形式上被继承,在精神上却被中断。二者的逻辑其实同构——都不认为本土经验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严道本的路径展开在两者之间:他承接赵秉葵所授的山水与鱼法,又广泛汲取八大山人、陈永锵、路雨年、蔡可刚诸家,把不同时代的笔墨经验拆解之后重新装配;鱼仍是鱼,宣纸仍是宣纸,题款仍是行书,变的只是观看的路径与画面的秩序。这条道路不以断裂求新,而以接续求变,正因此具备史学样本的价值:它证明传统的现代转型可以在一个地方性的、日常性的创作现场完成。

艺术家的形式选择,往往由早年的知觉经验与后来的师承路径共同预定。永川的乡野水塘,给了他最初的观看对象——鱼在水里如何转身、如何受惊、如何聚散,这些无法从画谱中习得的动态记忆,后来成为其笔墨的隐秘标尺。赵秉葵所授的山水与鱼法,提供了骨法用笔的基本规训;转益多师的广泛吸收,使他不至于困守一家之形。以画馆为业、以授徒为生的日常,又使创作始终与普通人的眼光相邻,笔墨必须在邻里也能读懂的分寸上成立。三重条件交汇,形成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如何让一条被画了千年的鱼,仍然保有其在水中的呼吸,而不沦为吉祥话语的空壳。这一追问贯穿其全部创作,也构成其笔墨不断收紧、构图不断圆转的内在动因。

当下的写意花鸟,正面临几重彼此纠缠的难题。其一,图式的复制化,画谱被反复搬运,题材寓意在重复中被磨平,笔墨退为程式;其二,符号的空心化,吉祥题材被抽去生命感受,只剩下一句口彩;其三,趣味的圈层化,雅与俗之间缺少可通行的中间地带,或故作高深,或一味媚俗;其四,图像的碎片化,观看停留于瞬间识别,长时段的审美经验难以建立。这些难题分别指向形式、意境、符号与受众,也恰好与本文择定的形式辩证法、意境、符号学阐释与文艺人民性四个角度相互对应。其实践之所以构成有效的回应,在于他以近乎笨拙的坚持,把每一重难题都落到具体的笔墨判断之上。

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画面的秩序建立在一种循环的辩证结构之上。鱼群不作横向散列,而首尾相衔,绕成一个缓慢旋转的圆;水纹随之套叠,一圈套一圈,自中心荡向画边,最外一圈往往淡到几近于无。于是实与虚不再是两个区域,而是同一运动的两种速度:鱼是快的、实的,水是慢的、虚的,二者互为边界又互相渗透。它区别于以焦点透视组织空间的西画路径,也区别于以平面构成消解笔墨的当代路径,其深度不由明暗造成,而由运动的方向与速度差造成。留白在此不是省事,而是最难的判断——纸不帮忙,也不遮丑,鱼的位置差一分,整幅画便散。当这种自足的形式秩序得以建立,笔墨便不再是描摹工具,而成为认识水与生命关系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强调的形式自觉,正是在这样的具体判断中获得检验。

就审美传统而言,其作品承接的核心范畴是意境。意境的要义不在摹形,而在以有限的形象唤起无限的空间感受,使观者在画外继续行走。他处理水的方式极简,几道淡青弧线,一片未被填满的纸,鱼群在其间游动,视线被牵成一个环,最后落在空着的圆心——那正是水最深的地方,也是想象开始的地方。他不以繁复的水波求其真,反以省略求其深;不把话说尽,把未尽之处交给看的人。这既是技法的选择,也是美学立场的表达:中国画的可信,建立在画家与观者的默契之上,敢于留白,是因为相信对方接得住。此种意境不是复古的修辞,而是可以被操作、被反复验证的方法,也正是传统范畴在当代创作中重新获得阐释力的证明。

符号学阐释可以进一步打开其创作的精神向度。鱼在中国文化中长期承担“余”的谐音与丰足的祝语,年画、器物、民间小名皆有它的踪迹,这是一套高度稳定的符号系统。他承接这套系统,却没有把它做成概念化的图谱:不以夸张的变形强化寓意,而以鱼群的聚散、水纹的环转,让符号重新获得体温。符号在此不是被引用的对象,而是被重新充值的容器——吉庆之意之所以可信,是因为画中的鱼看起来真的能游。这一转译提示我们,本土图像符号的当代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重新接回具体的感觉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调用,也应建立在这样的转译能力之上,而非停留于符号的表面陈列。

文艺人民性在其创作中体现为题材、趣味与流通的三重面向。鱼是最贴近日常的题材,观者不必懂笔墨,也能判断这鱼活不活;这一朴素的标准,比任何术语都难以敷衍。其画不设典故,不藏机锋,题款直白,把雅与俗之间的门槛放低,却不肯把笔墨的分量减轻——扇面上鱼只有指甲盖大小,仍要分出背腹明暗,鳍条一根根交代清楚。为普通人画画,不等于降低标准,恰恰要求在看不见的地方更较真,因为一幅画要被反复看,挂在墙上许多年。人民性因此不是题材标签,而是观看伦理:画者与被画者、画者与观者,处在同一感知平面之上,艺术的现代性若失去这份感知基础,便只剩形式的自我循环。

若将视野从画面移向流通,其创作还有一层公共意义。严鱼画馆的日常是讲授与示范:不讲术语,只说这尾鱼为何向左转,那道水纹为何断在此处,题款为何偏上;被借出去的不只是技法,更是一双被训练过的眼睛。作品经由慈善义卖、公益拍卖与邮政邮册进入更广的流通,鱼的形象从宣纸走进信封与年历,抵达平日不进美术馆的人群。艺术与公众之间的通路,往往不由宏大工程开辟,而由这类持续而细碎的媒介工作一点点打通。这一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入公共文化的实践内涵:文化身份认同并非抽象宣示,它就发生在街坊抬头看画的那一眼里。

综而言之,其创作给出三重启示:其一,现代转型不必以否定笔墨为前提,接续与开创可以在同一笔中并存;其二,传统的当代性取决于它是否仍能承担知觉的任务,意境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因它指向观看的深度而非样式的表面;其三,艺术的公共性可以由方法与流通本身携带,画馆与邮册都是它的载体。这些启示最终汇入同一个时代命题: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的建设,既需要理论上的体系化建构,也需要这样一类扎根具体媒介、具体题材、具体人群的持续实践提供质地。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往复之中逐渐成型。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