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轩:论朱强花鸟画的当代建构与江南文脉的当代阐释
辽宁
辽宁 > 资讯 > 商讯 > 正文

曾轩:论朱强花鸟画的当代建构与江南文脉的当代阐释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语境之中,当代水墨的合法性已不能由既有程式自动赋予,而须在图像转向与审美现代性的双重压力下重新论证:造型能力在图像技术面前不再足以自证,持续的自我否定又使依托传统程式的创作面临 “是否仍然当代” 的追问。朱强,生于江苏太仓,长期以水墨花鸟为创作方向,其道路恰横跨这一追问最为尖锐的三十年。其创作并非旧体例的延续,而是以笔墨的辩证理性、气韵的当代转译、在地经验所塑造的感知结构,以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艺术理论提出的本体课题,因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区域文脉与个体笔性之间落地的一个典型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近代百年中国美术,其线索可概括为 “传统范式解体 — 现代范式重构” 的持续震荡。西学东渐以来,文人品评体系、师徒授受机制与笔墨标准相继失去自明性,创作者在传统与外来之间反复校准,形成两种偏颇:泥古守旧的复古路线以古衡今,视既有程式为不可移易的法度,使笔墨沦为惰性重复;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以异域框架丈量本土经验,使审美根脉被抽离,创作虽获一时之新,却失却表达的自主。朱强未在二者之间择一而从,而以花鸟这一最古老、也最易被程式化的科目为试验场,走出既不退回古人格律、亦不放弃笔墨主体性的第三条道路,其创作因而具备可供史学研判的样本价值。

个体语境往往决定创作者问题意识的形状。太仓地处江南,为娄东画派发源之地,王时敏、王原祁一脉所标举的 “龙脉” 正传与 “集大成” 理想,曾在此沉淀为一种地方性的视觉伦理:重法度而不重奇险,重积染而不重挥洒,重文脉传递而非个性突显。朱强并未以山水承其衣钵,而是将这份地域性的笔墨教养带入花鸟一科,此种错位恰构成其创作的原初张力:他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内容是否符合花鸟一科的既有程式,而在于如何让一种被高度伦理化的笔墨去承载花木荣枯这类更为日常的经验。以《水墨日记》为名的结集,亦提示其创作带有日记式的日常性,以近乎日课的方式积累笔墨经验。长期的实践使他对于 “程式、写生、书写” 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稳定的体会,并转化为明确的问题意识:在程式已被充分经典化、写生已被图像技术部分替代的今天,笔墨还能凭什么继续作为思想方式而存在。

当下中国画坛的思想困境正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花鸟一科承受双重挤压:一方面被市场趣味推向装饰化,书写性让位于悦目性;另一方面被观念艺术的进步叙事判为过时,似乎凡不介入社会议题者便不具当代性。理论阐释亦陷两难:或沿用 “神韵”“逸品” 一类旧语汇作循环论证,使评论失去分析能力;或将图像学、符号学框架直接移植进来,把笔墨降为风格变量,使本土经验失去解释自身的语言。朱强的探索之所以值得讨论,不在其提供标准答案,而在其创作恰落在这几组矛盾的交叉点上,并以实践给出可辨识的回应:形式如何自律而不自闭,文脉如何承续而不因袭,地域如何在场而不猎奇。

从形式辩证法层面审视,其创作首先是一场关于 “关系” 的持续作业,而非关于 “图式” 的完成。其近作呈现出以笔的肯定性与墨的偶然性互为条件的结构:笔给出骨力与方向,墨给出渗化与余量,二者既相互成就又相互限制。此种辩证并非技巧调和,而是把对立项转化为相互生成的机制:浓因淡而显其重,疏因密而见其空,实因虚而获其呼吸。就其整体创作语言而言,他既不取文人画晚期以程式自律为尚的封闭性,也区别于当代水墨以观念图解为能的开放性。他所坚持的,是让形式在自我立法与自我质疑之间保持张力,一笔既是对前一笔的回答,也是对前一笔的否定。此种形式理性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本体层面最需澄清的问题:现代化不以观念的新颖度衡量,而须以形式是否具备自我反思能力为尺度。

从气韵观层面审视,其对传统的承接不在形制,而在节律。气韵历来被视为中国画的最高品第,却也最易被神秘化为不可言说之物,沦为拒绝分析的托词。就其创作实践来看,气韵被还原为笔墨运行中的生命节律:起收的迟速、行笔的提按、墨色的层积与呼吸的停顿,共同构成可感知的时间性。花木荣枯本是自然时序,笔墨迟速则是主体心绪的时序,二者在同一条笔线上叠合,才是 “气” 得以流转的处所。此种理解既区别于以形似为能的再现性追求,也区别于将气韵悬置于玄谈的神秘主义;它并非原样搬用品评术语,而是将其转化为可分析的形式 — 经验范畴,使传统范畴重新获得解释当代经验的能力。

从在地性层面审视,其题材与感知均以江南物候为底色:四时花木的荣枯、庭院一角的阴晴、案头清供的疏密,构成其视觉经验的日常库存。然而在地性并不等于地方风情的符号化展示:以民俗图景取悦观者,只是把地域降格为可消费的差异;以抽象语汇抹平地方经验,则把地域视为待克服的局限。就其整体取向而言,他选择的是第三条路径,让地域成为感知的结构而非题材的标签:花木的生长方式、空气的湿润度、观看的近距离,被内化为笔墨的湿度与密度、构图的截取与留白比例。在全球化与在地化同时加剧的当下,世界艺术图景所需要的,从来不是地方经验的普遍化翻译,而是地方经验以其不可替代的质地参与普遍性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若缺少这一层质地,便易沦为悬空的框架。

从审美主体性层面审视,花鸟画的当代危机在根本上是一场主体性的危机。当花鸟被简化为吉祥符号、笔墨被简化为技术表演,创作者的主体便从对象面前退场。朱强的回应,是以 “我 — 物” 关系的重新确立来恢复主体位置:不是主体对物象的征服,而是主体在物象面前的自我节制;不是以情绪宣泄确证自我,而是以笔的收敛为物留出余地。其近作之所以显得沉着,正因少见夸饰性的表演,而多见对偶然性的尊重:墨的意外被保留,笔的迟疑被接纳,物象的生气得以在控制与失控之间浮现。这种主体性既区别于表现主义的情绪扩张,也区别于工艺化的技术炫示,审美主体性由此成为文化自主性的微观基础。

若将视野移至公共维度,其实践还提示另一条通路。花鸟一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就具有独特的公共性:它既属书斋清赏,也属岁时节令,是少数能在精英趣味与日常伦理之间穿行的画种。朱强长期在地方美术的组织与传播层面投入心力,其意义不在职务本身,而在使水墨花鸟重新进入地方公共文化的流通:让花木题材所承载的时序感、生机感与朴素的生命伦理,成为可被普通观众辨认和分享的经验。这条通路既区别于精英圈层内部的趣味交换,也区别于以大众化为名的趣味下移;它在专业判断与公共感受之间建立可通行的翻译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充一个常被忽略的公共维度:艺术的公共性并非题材的通俗化,而是审美经验的可共享性。

综观其创作实践,可提炼的启示在于:形式的本体建设须以辩证理性为内核,使笔墨在对立项的相互生成中获得自我反思能力,而非在程式重复中求得安全;文脉的承续应落实为气韵的转译,而非形制的沿袭,使传统范畴重新具备解释当代经验的功能;地域经验则应作为感知结构进入形式,从而在世界艺术图景中以不可替代的质地参与普遍性建构。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建设的时代愿景之中,这类看似安静、实则内含张力的地方性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宏大命题的落地,从来不靠概念的宣告,而靠一笔一墨之间可被检验的理性与诚意。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