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宏大视域之下,审美现代性不断追问中国当代艺术如何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立自身的话语位置,图像转向又把视觉生产推向符号过剩的境地。在这一格局之中,苏中菲以音乐素养入画,兼事水墨、丙烯、石上绘画、雕塑与大型装置,其跨媒介实践为体系建构提供了一个不依附单一画种的样本。她的探索之所以值得讨论,并非因为媒材的繁多,而在于以心性体验为原点、以符号生成作方法,把不可见的生命感受转译为可被观看的节奏与形状,并在纸、布、石与空间之间的反复转换中检验这种转译的有效性。贯穿其创作的核心命题,是让中国经验以当代语言自我表述,而非以既有的外来框架解释自身;其价值也正在于把个体的心象提升为可共享的文化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的演进,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之间的历史张力始终存在,由此形成两种偏颇。一种是泥古守旧的路线,把笔墨程式与既有图式视为不可移易的正统,以样式的重复替代语言的推进;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路线,把域外的观念与形式整体移植,语言不断翻新而经验始终外置。二者共享同一前提,即认定本土经验与当代形式互不相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要求在自身的生命经验中生长出当代形式。苏中菲的跨媒介实践正走出第三条道路:不以画种边界规定表达,而以内在体验选择媒介,其史学样本价值在于提示当代性并不等于去本土化。更值得留意的是,两种偏颇都把媒介视为既成之物,忽略了媒介本身可以被具体的经验重新塑造,而这正是她反复更换媒材的深层理由。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由地域、专业与现场共同塑造。皖地的文化积蕴给她以朴厚的审美底色,北京宋庄的当代艺术生态使她直面国际语境,音乐与教学的经历则把节奏、复调与强弱关系纳入感知结构;海边采石、石上作画的现场经验,又将身体劳作与物质触感引入创作。多重经验交织,促使她持续追问:生命的感受如何获得可见的形体,符号如何免于沦为装饰,跨媒介的表达如何在差异中保持统一。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她不以观念的惊悚取胜、而以形与色的反复锤炼接近内心的取向。她的创作因此不以某一画种的代表作为目标,而以一组彼此呼应的形与色构成可辨识的个人语汇,使分散的媒介共同指向同一个精神核心。
审视当下当代艺术的现场,几种困境制约着创作的质量。观念化的路径把阐释文本置于作品之上,形式沦为观念的图解;符号化的路径把地域纹样与民俗元素直接搬用,作品成为可识别的文化标签;跨媒介的实践常常停留于材质的拼贴,媒介之间缺少语言的贯通;女性艺术在市场的推动下被迅速类型化,性别经验被简化为题材;批评话语则长期借用外来术语,缺少从本土经验生长的分析框架。技术化的生产更在推波助澜:图像软件使风格可以即时获取,形式的获得变得轻易,语言的锤炼反而被普遍搁置。这些困境指向几个根本命题:符号如何既陌生又可读,心性如何免于私人化,跨媒介如何不失本体。苏中菲的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视觉诗学的要义在于把非视觉经验转译为形式秩序,这使她由音乐进入绘画的路径具有方法论意义。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反复出现的线形承担着旋律的职能,色块的并置构成和声的关系,形体的疏密与强弱对应节奏的起伏,横向展开的长卷式结构则近似乐谱的延展。区别于以文学情节为骨架的插图式绘画,也区别于仅作形式实验的纯抽象,她让听觉经验成为结构生成的依据,使画面在被观看的同时仿佛可被聆听。这种转译使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视觉诗学获得一种非造型的来源,也表明形式秩序可以由主体的知觉经验而非外来的风格范式所决定。乐句的起落与画面的开合由此共享同一种时间经验,观看被拉长为近似聆听的过程。
心性美学为这种形式秩序提供了精神根基。中国美学传统以心为源,写意不求形似而求意足,意象之成立在于心与物相接。她的创作以个体的生命感受为原点,把内在的震动、抚慰与追问外化为可触的形体,画面因而不提供可考的叙事,只给出可供沉入的氛围。区别于西方表现主义以情绪的直接宣泄为能事,也区别于观念艺术以冷静的智性拆解意义,她的处理保持了一种内向的、近乎修习的克制,使形象在生成之中保持呼吸。心性由此不再是私人呓语,而成为可与他者共享的感受结构,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关于主体经验的应有之义。这种克制并非情感的稀薄,而是把强度收束于形体的转折与色的呼吸之间,使内部的经验获得可承受的密度。

符号学阐释的视角可以揭示其形象系统的构造逻辑。画面中反复出现的眼、芽、洞孔、齿列与羽状形体,并非任意涂抹,而构成一套内部自洽的符号序列:线形作为能指承担生命的延展,洞孔暗示孕育与吸纳,暖金与赭红指向生长与温热,黑色则提供重量与边界。这套符号既非写实的再现,也非无意义的装饰,它在可辨识与陌生化之间维持张力,使观者得以解读而不至穷尽。区别于把民间纹样直接挪用的做法,她让符号在个人的反复使用中重新获得语义,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关于自主符号系统的讨论提供了具体的例证。符号在此不是封闭的密码,而是一种邀请:它给出线索,又保留余地,使不同的观看者得以各自完成解读。
文化翻译的可能与限度,构成其国际展示中最值得研判的部分。作品先后在巴黎大皇宫、大阪国立美术馆等场域展出,并参与英联邦成员国的艺术交流,跨越语境的观看随即成为现实问题。山海与生命这一类母题具备天然的跨文化可译性:生长、孕育与庇护的经验不依赖文字即可被感知;而其符号的个人编码又使域外观看保留了解读的距离。区别于依靠东方符号标签获取辨识度的策略,她的作品以感受的普遍性完成对话,而非以差异的奇观换取注意。文化翻译在此并非把本土经验改写为通用语言,而是让本土经验在自身的密度中生成可通约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展示的选择机制本身会塑造作品的面貌,创作者须在可译性与自足性之间保持警觉。

艺术公共性的建立,取决于作品能否在专业圈层之外形成可进入的通路。她兼具教师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把创作方法转化为可传授的经验,使跨媒介的实践不至于封闭于个人工作室;驻地项目与公共装置的落地,则让石上绘画这类小型形制进入开放场域,与观众的行走、触摸与观看发生关系;画集的出版又把分散的探索整理为可检索的文本。公共性并不等于语言的降格,而是让严肃的思考保有可被感知的入口。当山海与生命成为普通人可以谈论的经验,当代艺术便从圈内的自证转向与社会的对话,文艺人民性在此落实为具体的形象选择。教学相长的过程也反过来校正她的语言:能够被讲述的经验,往往也是能够被形式真正承担的经验。
在学理层面保持必要的分寸,意味着不把任何路径绝对化。苏中菲的跨媒介探索是当代艺术多元格局中的一支,其价值在于提供可讨论的方案,而非唯一的标准。媒介的广度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可能稀释单一路径的深度;符号系统的自我重复是需要警惕的风险;水墨的渗化逻辑与丙烯的覆盖性之间尚未完全打通,两套语言在部分作品中仍呈并置状态;国际展示的效力亦依赖策展语境的支撑。这些课题不损其探索的意义,却提示后续工作应当在深度而非数量上继续推进。此外,石上绘画的形制微小,其在展场中的存在感依赖陈列方式的支撑,如何在不夸张体量的前提下确立作品的分量,亦是需要继续处理的课题。

综观其由水墨、丙烯而石上绘画、雕塑与装置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跨媒介的前提是内在经验的统一,媒介的切换须由问题意识而非潮流所驱动;其二,视觉诗学的成立依赖非视觉经验的转译,节奏与呼吸可以成为形式的合法来源;其三,符号系统须在个人使用中重新获得语义,才有资格进入公共阐释;其四,文化翻译应以感受的普遍性为基础,而非以差异的奇观换取注意;其五,跨媒介的实践终须以公共阐释为归宿,语言的个人编码应在对话之中逐步打开。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需要创作者在具体的媒介与现场之间持续工作。苏中菲的实践,以其对心性、符号与山海母题的诚实处理,为这一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供研读的跨媒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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