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卢果南方山水的视觉诗学与东方审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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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卢果南方山水的视觉诗学与东方审美范式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之内审视当代山水画,问题早已不止于丘壑如何经营,而在于这套延续千年的观物方式能否继续承载当代人的经验。山水画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边承受着写实体系的压力,一边又面临着图像时代的稀释,许多创作在传统程式的自我循环中失去与现实的关系。卢果生于福建惠安,长期扎根闽南土楼一带的山川,兼擅笔绘与指墨,其创作把地域风物、阴阳五行的传统理路与当下的城乡生活并置于同一画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来自南派山水现场的鲜活样本。贯穿其创作的根本取向,并非以古法套用新景,而是让山水的观看方式与此时此地的生存感受重新接上,使画面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自述。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山水画的演进脉络,这一门类始终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张力之中,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程式的路径,把前人的皴法与章法当作不可移易的正统,以图式的重复替代语言的推进,山水由此退化为可被无限复制的文化标本;另一种是简单移植的路径,把域外的风景画语言与构成方法直接搬入画面,形式不断更新,笔墨的内在逻辑却被抽空,作品与山水精神彻底脱钩。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把传统理法与当代经验设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山水的语法可以在新的经验中被重新激活。卢果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样本价值便体现在以地域山川直接回应现代性命题。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出生地的风土、长期行走的地域与传统的阅读共同塑造。惠安的石作传统与闽南的红砖厝、土楼,使他对材质、砌筑与体量的敏感远早于对笔法的敏感;南靖田螺坑一带的梯田、河谷与红顶村落,构成他长年反复书写的地理底色;而对石涛画论与阴阳五行之说的反复研读,则为这些具体的风物提供了可加以思辨的框架。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持续追问:山水的三远之后,观看还能如何向外推远;笔与指之间,书写性如何保持同一强度;五行五色的理路如何转化为画面的色彩秩序;地域性的山川如何在普遍性的山水语言中取得位置。此外,四十年间于音乐、新闻等领域的旁涉,使他习惯从画外寻找参照,而非仅在画中转圈。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他既不复制古法,也不追逐潮流。

审视当下的山水画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质量。大量作品把写生理解为对景描摹,画面被地形的细节填满,却没有一个可以停留的精神空间;传统皴法被当作签字式的标记,技法的熟练掩盖了感受的空洞;面向市场的创作又容易滑向另一种失衡,把山水处理成可供悬挂的吉祥图式,山形水势被简化为口彩;而在阐释层面,山水研究长期依赖古人的品评语汇,缺少从当代创作内部生长出来的分析话语。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山水如何在保留笔墨传统的同时容纳当代生活,色彩如何在不破坏水墨骨架的前提下获得表现力,地域经验如何转化为普遍可读的视觉语言,本土山水如何建立起自主的判断尺度。卢果的山水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画面能否在保留传统骨架的同时提供新的观看经验,取决于它是否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视觉秩序,这使视觉诗学成为进入其创作的关键入口。视觉诗学不是形式的装饰,它指画面如何在有限的尺幅之内安排远近、疏密、明暗与色彩的往复,使观者的目光被牵引、被滞留、又被送回。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的画面常以墨的层次立骨,再以色点醒:山体以浓淡分出前后,红顶的屋舍、往来的车影、桥隧的横向线条,则以极小的面积完成视觉的提亮;在圆形取景的作品里,圆内的峰峦与圆外的山壁互为镜像,天地的开合被框定为一个可往复的视域。区别于以细节填满画面的写生路径,也区别于以抽象构成替代山形的做法,他让传统的三远在画面中向后继续推远,使远景不成为模糊的背景,而成为可被凝视的另一重空间。这种自觉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山水革新,不是以题材置换替代语言锤炼,而是在观物方式内部把观看的可能性推到充分。

山水之所以不同于风景,在于它始终承载着一套关于天地秩序的理解,这使东方审美范式成为解读其色彩与结构的核心线索。五行五色之说本属医理与阴阳家的旧学,其要义在于以有限的几个色彩范畴去对应无限的变化,使差异中有秩序、秩序中见流转。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的用色并未停留在装饰层面:青绿的山体与赭黄的土坡形成阴阳的对峙,朱红的屋顶点出人烟的所在,墨则始终作为骨架贯穿其中;画面由此不追求视觉的饱和,而追求色与墨之间的呼吸关系。区别于把传统色彩体系当作符号标签的用法,也区别于以西方色彩学直接替换的路径,他让色彩承担表意的职能,使柔中见刚的南国气质有了可验证的语言依据。东方审美范式在此不是题材的延续,而是组织经验的语法被重新启用,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关于本土美学范畴的讨论提供了具体案例。

地域经验能否升格为可被广泛共感的语言,取决于创作者是否处理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使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成为评价此类实践的理论前提。闽南的土楼、榕树、梯田与红砖厝,是极具辨识度的地域符号,处理不当便会停留为地方志式的图解。从他的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并未把地域性当作卖点,而是把它当作入口:土楼的圆与方,被转化为画面中围合与开口的结构关系;榕树的盘根与垂枝,被转化为线条的穿插与节奏;梯田的层叠,被转化为墨色递进的层次。这些具体风物由此获得超出地域的可读性,观者即便不识土楼,仍能感知围合、庇护与聚居这些共通的经验。区别于以奇观化的地域符号博取注意,也区别于为求普遍而抹平地域特征,他让特殊承载一般。这一取向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一条基本判断:本土经验的世界性,恰恰建立在其不可替代的具体性之上。

山水能否重新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取决于它是否愿意走到公共空间之中,这使艺术公共性成为评价其创作的社会尺度。他的土楼主题创作进入过公共交通枢纽等城市公共空间,也以画院与地方美术组织为平台持续推动地域山水的整理与传播;这些实践的意义不在于曝光度,而在于让山水重新面对非专业的观者。艺术公共性的实现,不在于把语言降格为通俗图解,而在于让严肃的笔墨探索仍具备可被感知的形式:画面中红顶的屋舍、桥上的车影、江面的小船,都是观者能够一眼认出的当代生活痕迹,山水由此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旧物,而成为可以与之共处的风景。当山水能在候车厅、在街巷、在村口的墙上与人相遇,它便重新获得了参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资格。

笔墨的语言能否延伸,取决于创作者是否敢于在工具与身体之间重新谈判,这使指墨成为解读其创作的另一条线索。以指代笔,看似只是工具的替换,实则改变了笔触的生成方式:指掌的落点更宽、行迹更滞,墨色的过渡依靠掌心的推按而非笔锋的提按,画面由此获得一种介于书写与拓印之间的质感。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并未把指墨当作奇技,而是让它承担与笔绘不同的职能:笔绘负责立骨与分层次,指墨负责破开与生肌理,二者在同一画面中互为补充。区别于把指墨处理成表演性的技法展示,也区别于固守笔绘而拒绝身体介入的做法,他让手的直接性成为笔墨的延伸而非替代。这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往往发生在媒介最基础的层面。

在学理层面保持必要的分寸,也意味着不把任何一条路径绝对化。卢果的探索是当代南派山水多元格局中的一支,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可讨论的方案,而非树立唯一的标准。理路的自洽需要长期检验,色彩的体系需要更多作品沉淀,地域母题也需要在反复书写中避免自我重复;尤其当土楼、榕树一类母题被反复处理时,如何让每一幅作品仍保有独立的空间命题,而非在同一构式中循环,是这一路径必须直面的难点。这些都是其创作可以继续深化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拒绝单一标准,它承认不同路径各自的有效性,也要求以严格的学理研判代替笼统的褒扬。

综观其从地域山川走向理路自觉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山水的当代推进应以观物方式为突破口,三远之后仍有可推远之处;其二,色彩可以承担表意职能,但必须以笔墨的骨架为前提;其三,地域经验的世界性建立在其具体性之上,特殊方能承载一般;其四,公共空间是山水重新获得生命力的现实场域,公共性不等于通俗化;其五,媒介层面的转化往往最见创造性,指与笔的差异本身就是语言。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需要创作者在具体的水土与传统之间持续工作。卢果的山水实践,以其对闽地山川、笔墨与色彩的诚实态度,为这一体系的充实提供了一个温润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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