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视域之下,图像的过剩与审美的加速,正把绘画推向一个必须重新自我确认的位置:视觉经验被屏幕切割为碎片,绘画若以满足视网膜的辨认自居,便难免沦为图像的复制品;抽象若等同于形式游戏,色彩的能量又往往被消耗为装饰。张仙利正是站在这一位置上的创作者——她立足长安,以文学写作与绘画创作双线并行,近年更以“高熵画”为名,把情绪的高密度状态转译为可被感知的色与势。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的画面并非情绪的宣泄式外化,而是以漩涡式的笔触、厚涂的肌理与高饱和的色层,重建一种越过形象识别而直抵身体节律的观看方式。本文认为,她的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由内而外的样本:理论命题在此不是被论证的对象,而是从个体的内在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形式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美术,自传统范式解体以来,造型领域长期处在现代范式重构的张力之中,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程式的路径,把前人的图式奉为不可移易的正统,以题材的重复替代语言的推进,使创作退化为对旧样本的临摹;另一种是简单移植的路径,把域外的风格谱系直接搬入画布,语言的表皮不断更新,文化的根系却始终悬空。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把本土与外来的视觉经验设定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仿佛接纳现代语言就必须交出自身的审美传统,守护文脉就只能退回封闭的图式。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语言的移植与心性的延续可以同时成立。张仙利的绘画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她既不借古人的程式为凭,也不以域外抽象的语法自证,而是在色与势的组织中确立属于自身的表达逻辑。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地域、学脉与媒介经验共同塑造。张仙利长期生活在西安,这座城市既是汉唐气象的故地,也是延安文艺传统与当代文学现场的交汇处;她在此持续写作长篇小说、诗歌与影视剧本,并长期从事文学刊物的相关工作,文字训练给予她的是叙事的耐力与对经验复杂性的耐心,而绘画给予她的则是处理那些不可言说之物的通道。近十年她把重心移向自我疗愈、自我教育与自我创造的思维方法,并以课程与作品集的方式使之成形,这一转向也改变了她对绘画的理解:画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可以练习、可以传递的方法。文字面对可说之物,绘画面对不可说之物,二者在她身上并非并行不悖的两份职业,而是同一问题意识的两条出口——内在的混沌如何获得形式,形式又如何重新回到他人的经验之中。
审视当下的绘画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创作的质量。强度被误认为深度,冲击力由饱和度与尺幅承担,观者的感受却停留在最初的几秒;抽象被误认为自由,笔触脱离结构便沦为可复制的纹样;传统被误认为符号,气韵、意境一类范畴被抽离其经验基础,成为贴附于画面的标签;跨文化的诉求又被误认为题材的异域化,创作向外输出时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他者的观看期待;更有一层困难在于判断本身:疗愈的效能与艺术的质量常被混为一谈。这些困境彼此勾连,共同指向几组根本命题:绘画如何在图像过剩的条件下确立媒介的合法性,色彩的能量如何被结构所承载,个体的内在经验如何转化为可通约的公共语言。张仙利的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色彩的能量能否越过形象而直接作用于身体,使超视觉审美成为理解其近作的首要入口。所谓超视觉,并非取消视觉,而是拒绝让视觉止步于形象的辨认:画面中的色层在湿态中互相侵入,边界不清而气脉自走,漩涡式的笔触以旋转的方向感牵引视线,使观看从“看出什么”转为“随其流转”。区别于以轮廓与明暗确立对象的写实路径,也区别于以几何秩序规训画面的构成主义做法,她的绘画让颜色的密度、笔触的速度与肌理的厚度承担全部表达职责,情绪则由色的重量与势的方向被身体先行感知。这种选择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绘画的合法性不必依附于题材的新鲜,它可以建立在感知通道的重新分配之上;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要求的语言自觉,恰恰包含这一类对“看”本身的重构。
能量的释放若无收束,便容易滑向宣泄,这使心性美学成为解读其画面的另一条线索。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从不把情绪视为需要清除的杂质,而视其为可以调伏、可以涵养的材料;落到画面上,便要求以静驭动、以虚纳实。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她的高密度设色之中总留有若干近乎空白的亮部,那些亮部不是未完成的空缺,而是画面的呼吸口,是混乱得以被承受的所在;漩涡的旋转也并非无限扩张,而是在某一处收住,使观看在眩晕之后获得片刻的定。情绪是事件性的,来去有因;心境是修养性的,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抵达。她的绘画因此不止于记录情绪的强度,更在演示把强度转化为心境的过程;由此,传统的当代性不再是符号的引用,而是修养的工夫转化为可感的画面结构。

色彩能否成为无需翻译的语言,取决于它是否提供了足够的结构而非过多的说明,这使文化翻译成为其创作的另一重意义。她的画面无题、无叙事、无色名的指认,进入作品不需要背景知识,只需要肯让身体跟随色的重量;与此同时,画面并未为迎合外部观看而删去自身的底色,长安的地气、文学的叙事感与疗愈的指向,仍以隐晦的方式沉积在结构之中。跨文化的要义不在于把地方经验稀释为通用样式,而在于让具体的经验以足够的密度进入形式,从而在差异之中获得对话的资格。区别于把地域题材处理为异域情调的策略,也区别于为追求普适而抹平特征的做法,她选择在感知层面做深,让个别性自身生长出可通约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话语走向世界的一种姿态:不以解释取胜,而以结构取胜。
单一门类是否足以承载完整的经验,这一问题在其创作中以整体性审美的形态被提出。她把诗、画、曲、舞视为彼此衔接的通道:诗的断行提供语词的断裂,画提供色彩的能量,曲与舞提供身体与声音的出口,而思维方法提供认知的框架。这种结构并非概念拼贴,而是同一经验在感官层面的分别落地:断裂的句法与漩涡的笔触共享同一节奏,色彩的推进与声音的强弱遵循同一关系。区别于现代门类分工下的专业主义,也区别于以跨界为姿态的拼装,她的整体性来自经验的统一性——先有完整的内在状态,才有分层的表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视野中看,这种整体性提示我们,艺术的当代形态可以不再以门类为边界,而以经验的组织为单位;理论的范畴亦须随之扩展,方能容纳此类实践。

把上述维度收拢,张仙利的创作之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一种从个体内在经验中提炼形式的生成方式。她未曾以宣言方式提出主张,而是让色彩、笔触、留白与呼吸彼此校正,使“高熵”获得可操作的实质:熵本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她把这个物理概念移入绘画,等于承认混沌为起点,同时以结构的收束证明秩序可以被重新建立。命名的价值不在新奇,而在它把不可测的情绪状态转化为可讨论的形式变量,使个体的经验得以进入理论的视野。就此而言,她的实践不是风格的选择,而是一种把私人感受转化为公共范畴的工作方式。
艺术能否走进专业圈层之外的生活,是检验其公共性的实际尺度。她的疗愈实践把绘画从展墙前移到日常:不要求素描基础,不要求造型能力,只要求肯把心里的那团混乱画出来;课程的设置使这种方法可讲、可练、可复制,作品的出版又使之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通。这种通路并不依赖把语言降格为图解,而依赖可进入的操作入口:观者不必理解抽象的历史,也能从色彩的重量中读出一种被反复排练过的情绪。文艺人民性在此不是外加的要求,而落到了具体的实践安排之中:艺术的价值不只在被仰望的时刻实现,也在一个人最难的时候提供出口。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充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维度,即艺术作为方法而非仅作为对象的公共功能。

仍须保持学术分寸:这条路径只是当代绘画多元格局中的一支,而非唯一标准。概念的密度过高,容易在传播中被误读为包装,命名一旦先于作品成立,理论便会反过来压迫创作;色与势的强度若只增不变,也易滑向同质化的自我重复,使每一幅画都成为前一阶段的延长线;疗愈的效能与艺术的质量更须分开讨论,前者可由参与者验证,后者只能由语言自身承担。如何在保持能量密度的同时拓展结构的变化,如何让课程的普及不反过来简化画面的难度,仍是其创作可以继续深化的课题。指出这些并非贬抑,而是学理研判的应有分寸:任何个案的价值都在其限度之内成立。
综观张仙利的绘画实践,可提炼数点启示。其一,色彩的能量必须由结构承载,强度只有转化为节奏才不至于沦为奇观。其二,抽象的当代性不在取消形象,而在重新分配感知的通道,让身体先于辨认进入画面。其三,心性的修养可以成为形式问题,以静驭动、以虚纳实,是传统资源进入当代语言的可行路径。其四,公共性不必以降低语言为代价,提供可操作的入口比提供通俗的图解更为有效。这些启示最终指向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须从每一具体媒介的内部经验中提炼范畴,而非以现成概念覆盖差异。张仙利以其色与势的实践,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来自个体内在经验的可信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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