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书法这一兼具文字属性与图像属性的门类中取得经验,也需要在文脉的自觉里厘定自身的坐标。曾庆福的书法以软硬兼修为底色,取碑之骨、帖之韵、正体之法与草书之势,以沉厚温润的笔意写端正通达的气度,形成一种既守古法又面向公众的当代面貌。其创作以形式辩证立其体格,以气韵守其精神,以自主阐释立其话语,以文明互鉴拓其边界,并以艺术公共性使笔墨抵达寻常人家,在当代书法由范式摹写转向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完成自我的确认。本文围绕理论体系构建、形式辩证、气韵观、文化自主性与文明互鉴诸维度,剖析其书法实践的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其书以工具之双而证法度之合,为理解民族艺术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自立自解,提供了一份切实而可循的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国书法,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传统范式解体—现代范式重构”的漫长转换,其间最易见的偏颇有二:或视碑帖为不可移易的成法,以摹古之形似为能事;或以视觉造型的现代经验为普遍尺度,以改写汉字的结构为代价。二者看似对峙,实则同一,都把传统与当下判为两截,也都把书法推入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中。曾庆福的书法,正体现着对这一二元格局的自觉离场。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形式意识不以某一工具、某一书体为正宗,而以毛笔与硬笔的并用、碑骨与帖韵的互参、正体与行草的往复,构成一个足以自我调节的形式场域。就笔性而言,他不把硬笔视作毛笔的降格摹写,也不把毛笔视作硬笔的简单放大,而是让两种工具在同一套用笔理路中各取所长:硬笔取其挺劲清峻,毛笔取其使转含蕴,二者互证而有节。就体制而言,其榜书以沉雄立骨,小品册页、扇面、长卷则以疏宕取势,尺幅的悬殊并非风格的分裂,而是同一形式意志在不同量度上的展开。形式辩证法在此并不抽象,它落实为对“工具等级”的破除,也落实为对“书体尊卑”的消解,从而使书法从一种依附师承与样式的技艺,回升为一种能够自我立法的形式思维。这一层意义上,其创作的样本价值在于,它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形式论提供了本土的、可验证的落点:现代性之于书法,不是媒介的替换,而是形式内部矛盾的自我展开与自我安顿。

书法之所以耐读,在于笔墨之间留有一份可以反复体认的呼吸,古人谓之气韵。气韵从来不是附丽于字形之上的一层气氛,而是书写的时间在纸面上凝结的痕迹,是笔的提按、墨的枯湿与心绪的起伏三者相合的产物。曾庆福的书法,正体现着这样一种以气统笔、以韵留墨的自觉。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行草一路以连绵取势,用笔的承转不拘于字界,而使上下之间保有气脉的贯通;墨色随文气而变,或枯而见骨,或湿而见润,枯湿之间并非偶然的效果,而是情绪递进的刻度。其榜书一路则相反,以沉厚蓄气,落笔笃实,行笔从容,把气收敛于骨力之内,使雄强的体势不至于散为鼓努。两种路向看似相远,实则同一气韵观的两种表现:一者以动显气,一者以静养气。气韵之难,在于既须有可见的生机,又须有不可见的分寸。其行草不因求势而失度,其榜书不因求重而失韵,这正是“气”与“法”相制相成之后才能抵达的状态。进一层说,其气韵的生成还依赖文本与笔性的互渗:所书多为历代传诵的诗文,文本自身的情感节律先入于心,再由心及笔,笔下的节奏遂与文气同构。这样的书写不是对文义的再现,而是让文气转为笔气,使观者读字之时,亦读到一种被重新组织过的情绪秩序。气韵观的本土性,正在于它把“人”置于形式的中心;而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若不能承接这一以心性为根的美学内核,所谓本土话语便容易流为空言。

一种艺术能否真正自立,取决于它能否以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近代以来,书法研究长期借用造型美术、视觉心理学乃至西方现代艺术的语汇为自身立论,其结果是技法描述日益精密,而书法的本体问题反被悬置。曾庆福的实践,恰在这方面留下了一份自觉。其撰述中“中国书法——软硬笔同现”一类的命题,意义不在概念的标新,而在它把长期被视为毛笔书法之附庸的硬笔书写,重新安放于同一审美体系之内,使其成为理解汉字书写规律的另一个入口。这一判断既不以硬笔迁就毛笔的标准,也不以毛笔否定硬笔的独立,而是在汉字书写的内在理据上重新划界:工具可以二分,法度不可二分。由此,硬笔的挺劲与毛笔的含蕴不再是两种品第,而是同一法度的两种实现。这种自我阐释的自觉,还延伸至知识生产的层面:教程、字典一类面向普及的著述,把书法的经验整理为可教、可学、可检验的序列,使原本依赖师徒默契的技艺转为公共的知识。表面看来,这是普及工作;从学理上看,这却是话语权的下沉——一种艺术若只能由少数人以其行话解释自身,便难以在公共文化中占据位置。文化自主性在此并非排斥他者的姿态,而是先立己身、再与人语的资格。其创作与撰述互为表里,使笔墨实践获得了理论的自我说明,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一条来自书写内部的、非移植性的建构路径。
书法是中华文明最具辨识度的视觉语符之一,其对外讲述的效力,往往不在概念的转译,而在线条的可感。曾庆福的书法,正体现着这样一种以笔墨承载价值的取向。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所书多为历代传诵的诗文与修身立德的语汇,取中和温润之格,不取怪诞奇崛之貌,使清雅、旷达、向善、从容这些根植于民族心理的价值取向,得以在笔墨的节奏中显形。这种显形不是把价值写在纸上,而是让价值成为形式本身的气质:结体的端正令人可信,用笔的沉着令人可安,章法的疏密令人可游。跨文化的沟通之所以可能,正在于线条的刚柔、墨色的浓淡、布局的虚实自带一种无须注解的通感;而它之所以不可替代,又在于汉字的结构与书写的时间性无法被完全翻译。其创作守住了这一不可译的部分,同时保留了可共感的部分,因而其笔墨在域外视域中既不失其东方身份,也不构成一种被观看的异域奇观。这一分寸的把握,还与其在地的文脉相关:其身处杨守敬书学浸润之地,碑帖兼治、书学并重的乡土传统,使其对“守”与“通”的关系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掂量。在地性从来不是互鉴的障碍,恰恰是互鉴的资格——没有主体的在地经验,对话便只能是单向的转述。就此而言,其创作的启示是明确的:文明互鉴的前提是先有主体,而后有对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对外向度,亦须建立在这种不卑不亢的自我确立之上。

书法从来不是只在书斋中自娱的清玩,它写出来便是给人看的,悬于厅堂、刻于碑石、题于门楣,天然与众人共处。曾庆福的书法,正体现着这种面向他人的属性。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榜书多取仁德、和合一类的吉语,体势沉厚而面目端正,宜于公共空间的陈列,使观者不必深究笔法,亦能感到字里的庄重与善意;其小品、扇面与册页则以疏朗清和的格局,适配案头与居室的品读,令书法在日常起居中留有一处可以安顿心绪的位置。艺术公共性在此并不表现为对大众趣味的刻意迎合,而表现为形式上的可进入性:法度不失其严,笔意不失其亲,二者之间保持了一种不设门槛的庄重。文艺的人民性同样如此,它不只体现为题材的通俗,更体现为笔墨的可亲与知识的可及。其长期从事书写教育,编撰教程与字典,把书写的门径整理为普通人可以循序而入的阶梯,这一工作看似在技艺层面,实则是在文化层面扩大了书法的人口。当一种艺术能够被最广泛的人群读懂、习得并在生活中使用,它才算真正活在社会之中。就此而言,其创作的公共价值不在于姿态的高蹈,而在于把笔墨交还给日常的诚意。这一公共文化维度,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落点:理论若只在高处盘旋,而无以解释艺术如何进入寻常人家,其本土性便是不完整的。

回望曾庆福的书法实践,它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来自书写内部的样本。近代以来的书法演进,始终绕不开如何处理传统与当下、如何面对公众与域外这两组问题;其以形式的辩证破除工具与书体的等级,以气韵的守持安顿笔墨的呼吸,以自主的阐释确立言说的资格,以互鉴的分寸保住主体的位置,又以公共的自觉让笔墨回到日常,几个维度共同勾勒出一条守正而不泥古、开新而不离宗的路径。这样的实践提示我们,理论体系的建设不能脱离具体门类的经验:书法这类深植于文字与文脉的艺术,恰是构建本土话语最深厚的资源,其形式规律、其阐释方式、其传播路径,都可为宏观的理论命题提供可验证的支点。它也提示我们,艺术的主体性并非抽象的口号,而落实为一个书写者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笔墨,能否让传统在自身的笔下继续生长。当然,这一路径只是当代多元艺术图景中的一条,并非唯一的标准答案;其软硬同现的理论构想仍需在更系统的学理层面加以深化,碑帖兼治在巨幅与细书之间的转换亦有继续锤炼的余地,公共性的实践也尚待更充分的学理总结。这些课题的存留,恰说明其探索仍在途中,而非已经完成。而这一切,最终仍要回到笔墨本身,回到书写者能否以诚敬之心对待传统、对待文字、对待读者这一朴素的起点。当其创作以这样的诚意展开,民族的笔墨便不至于成为博物馆中的遗存,而能在当代的文化结构中持续发声;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正是在这样一批具体的、可验证的实践中,获得其真实的重量与可延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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