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曹洪森塞外画马的势态表达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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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曹洪森塞外画马的势态表达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绕不开传统母题如何在当代重新生效这一命题。曹洪森驻守长城沿线四十余年,以大写意水墨画马与塞外风物,自号塞外画派,取法汉画像石刻、唐三彩与八大、石涛、李苦禅、徐悲鸿,其画重势不重形,鬃尾以散锋横扫,专写风动之势。其创作把地域山河的生命体验内化为笔墨势态,使绵延千年的鞍马母题获得当代的精神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一个来自塞外大写意领域的实践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鞍马在中国画里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母题,唐人画马重筋骨,宋人画马重法度,近代画马重结构,每一代都在既有的图式上再加一层,图式越积越厚,可供腾挪的余地却越来越窄。当代的视觉经验由影像、拼贴与高速运动构成,观者对速度与力量的感受早已被重新塑造,若画马仍以静立的姿态与匀整的线条为能事,笔墨与当代感受之间便横着一层隔膜。曹洪森的塞外大写意正落在这层隔膜上,他驻守长城沿线四十余年,看惯塞外天高云低风劲,笔下之马鬃尾散锋横扫,蹄下不作实写,画面几乎不留静止的局部,一切服从于风动之势。这样的画不提供一匹可供细看的马,而提供一种被力量裹挟的经验:形体在奔突中解体,墨色在疾行中失界,气势却因此立住。其实践的意义在于,他以势取代形作为画面的组织原则,让一个古老的母题重新获得表现当代感受的能力,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讨论传统母题更新时值得细读的一类样本。

回望百年中国画的现代演进,始终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脉络之中,鞍马题材的命运尤为典型。一类创作固守前人既成的样式,马必八匹,姿必腾跃,笔墨的熟练代替了对生命的观察,作品只剩一种可以辨认的格式;另一类则把写生与解剖当作唯一的准则,形体的准确被等同于艺术的进步,大写意的书写性被降为造型的辅助。二者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仿佛承接传统就必须延续旧样,表现现实就必须放弃笔墨。二十世纪的画马诸家多在结构与笔墨之间往复调停,少见有人追问:一幅画究竟以什么作为组织画面的根据形,还是势。若不先在这一层上作出决断,所谓现代转型便只能停在样式的更替。曹洪森的实践把这一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以势驭形,让形的取舍服从于势的成立,从而在复古与移植之外走出第三条路径,其选择也因此具备史学样本的意义。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地域、经历与师承共同沉淀的结果。曹洪森自河北沧州南皮的书香武风之地出,高中毕业后从陈彦平习素描、油画与国画,1979年入伍出塞,在怀来、延庆一带沿古长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四十余年。军旅的日常使他不以画室中的静观为满足,而是常到骑兵连蹲点相马,闲时替牧马人看马厩,马的体征、习性与神韵因此不是得自画谱,而是得自日复一日的相处。他又远承汉画像石刻的朴拙、唐三彩的奔放,近接八大、石涛、李苦禅、徐悲鸿的笔墨理法。几种经验叠合,逼出一组追问:鞍马既有的图式能否承载塞外天地的风劲;大写意的书写如何在不失结构的前提下把速度留在纸上;边关长城这样的地域风物,怎样才能进入笔墨内部而不只作为背景。他的答案不是添加,而是减省:减到只剩势,减到让风成为画面的主角。

当下传统题材写意国画的创作现场,仍存在若干需要辨析的困境。其一是图式的自我循环,笔法愈熟而观察愈少,作品之间只剩尺幅与配景的差异;其二是形的过度经营,结构愈准而气愈弱,大写意退化为放大的素描;其三是地域的表层化,风物被当作可张贴的符号,地域精神并未进入语言本体;其四是评判标准的错置,作品的价值常由外部的体量与口径代为确认。四重困境指向同一个缺口,即画面缺少统摄一切的组织原则;图式、形与地域标记都无法替代它,唯有贯通的势能把形、墨、色、留白收束为一个整体。曹洪森的探索,正是对这一缺口的实践回答。

大写意的难处,不在放笔,而在放笔之后仍能立住。形与势在绘画中从来是一对辩证的范畴:形具体而可辨,势虚渺而可感;形给出依据,势给出方向。执着于形者,画面详备而不动;抛弃形者,笔墨酣畅而空泛。曹洪森的处理介于两者之间,他十分重视马的解剖结构,依奔跑所引起的体态与肌肉变化推定开张之力,却不以再现这些变化为终点;他以中锋勾勒骨相,以侧锋涂抹体块,线条与墨块粗细兼顾,浓淡兼施,干湿交融,最终呈现的形体往往是夸张的、变形的、局部被省略的。这不是造型能力的退让,而是判断的取舍:当一匹马的鬃尾以散锋横扫写出,风的方向便由笔势给定;当四蹄只留疾行的痕迹,速度便由墨色的断续给定。形体服务于势的生成,势反过来统摄形体的取舍,二者在画面内部形成一种动态的制衡。此种自觉说明,大写意的当代形态不必以形的准确来证明自身,而应以势的成立来证明自身,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形式问题最实在的一层。

任何势都不是凭空生成的,它需要传统的滋养,也需要被重新使用。曹洪森的取法路径清楚地显出这一点:汉画像石刻给他朴拙的造型与横向铺展的气度,唐三彩给他色彩的跳跃与体块的圆浑,八大、石涛给他简省的笔墨与奇崛的取势,李苦禅与徐悲鸿则给他浑厚的用笔与结构的依据。这些资源未被并置为风格的拼盘,而被拆解为可用的能力:如何以极少的笔画出极多的意,如何让墨色的浓淡承担节奏,如何让留白参与奔突的动势。文脉的承接因此不是对某家某派的临仿,而是对观物取势这一方法论的继承;传统的活态,也就落在方法被继续使用,而非图样被继续复制。对理论体系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文脉之所以能成为资源,正因为它提供的是方法而非样式。

地域给予艺术的,从来不只是风物的图像。曹洪森的精神底色由长城边塞的生命记忆铸成,军旅的岁月、旷野的气息、冬日风沙的粗砺,塑造了他对力量、速度与雄浑气象的审美取向。他从少年时看《牧马人》起便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世界,出塞之后把这份向往变成了日常,于是塞外不只是取材之地,而是判断的尺度:什么该画,什么该省,什么必须放开,都由这片土地的气息给定。其近作呈现出,草原、雪山、古关、村落进入画面,却从不喧宾夺主,它们的功能在于给奔马一个可立足的场,给风一个可辨认的来处。这样的在地性并不封闭,它不依赖地域符号的辨识度来取得认同,而把地域经验提升为一种普遍可感的力量感,使边塞的气息能够与更宏阔的民族精神叙事相接。地方性由此不是限制,而是深度。

在跨文化的艺术语境中,本土写意的分寸尤其需要辨析。二十世纪以来,水墨的对外交流多以两种方式发生:或以抽象的笔墨进入现代主义的序列,或以异域情调进入收藏与展览的趣味,前者削去文化的主体,后者削去语言的深度。曹洪森曾携作品赴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艺术中心展出,尝试让大写意与域外抽象绘画彼此参照。其可取处在于,他并未为适应外部观看而简化笔墨,散锋横扫的狂放、墨色的浓淡节奏、留白的呼吸都得以保留,吸收的是对空间与张力的理解,守住的是书写性的根基。互鉴的落脚点是充实自身而非置换自身。

写意绘画与公众之间,常常隔着一道专业门槛。笔墨的高度纯化固然提升了学术品格,却也可能使作品只对少数人能说话。曹洪森的题材选择本身即是一种公共性的安排:马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最具象征意味的形象之一,承载着奋进、忠勇、一往无前的精神寓意,几乎不需要注解便可唤起共鸣。他把雄健昂扬的气质直接灌注于笔墨之间,观者不必具备精深的画学修养,也能感到画面里奔涌的力量。这不是对学术性的让渡,而是对感受力的信任:写意之为写意,本在于以最直接的方式传达最完整的生命感。教化与宣传的口径可以为作品增加声量,却无法替代这种直接性;真正使写意进入公共生活的,是它让人一眼就懂的那种力量。文艺人民性在此表现为语言的可通约,艺术公共性也由此获得来自笔墨内部的支撑。

学理的分寸要求为这样的路径标定限度。以势驭形的塞外大写意,是当代写意绘画多元图景中的一支,而非唯一答案。势的强调在带来冲击力的同时,也可能牺牲局部经营的精微,如何在整体奔突之中保留可供近观把玩的层次,是这一取向需要持续求索的课题;散锋横扫的笔法个性鲜明,如何在长期创作中避免自我重复,使每一幅的势各有其来处而非套用同一公式,同样需要警惕。此类实践依托长期的地域生活与军旅经验,其条件难以普遍复制,经验更接近方法上的启示而非可照搬的范式。把适用范围标定清楚,讨论才不至于滑向风格崇拜;当代水墨的多路径并置,本就无须以单一取向独占理论体系的位置。

把上述线索合起来看,可推广的启示并不抽象。母题的当代化首先要找到统摄画面的组织原则,形与势之间须有决断,否则一切更新只是样式的更替;传统的承接应落在方法而非图样,观物取势的能力被继续使用,文脉才算活着;地域经验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的判断尺度,符号的张贴换不来深度,内化的气息才换得来;跨文化的对话须以语言的完整为前提,能被说明的画才可能被尊重。曹洪森以四十余年的塞外驻守与不舍的笔墨锤炼,把一匹马的奔跑写成了一种关于力量与自由的经验,这份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贡献出鲜活的例证。本土艺术话语的建设,从来不靠宏大的主张完成,而靠一笔一势的分寸累积;当一种绘画能够以自己的语言说出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气象,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景才真正获得了可以辨认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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