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姚春荣书法变体篆隶的形式辩证法与东方审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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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姚春荣书法变体篆隶的形式辩证法与东方审美范式

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宏大视域之下,图像转向不断改写视觉生产的次序,审美现代性则持续叩问汉字书写如何在屏幕与像素的包围中重新赢得表达的效力。书法是唯一以文字为本体的视觉艺术,既要承受读图时代对书写性的稀释,又要在传统法度与个体面貌之间重新分配权重。姚春荣(珊卡)生于重庆,长期在水利电力建设单位工作并担任基层工会主席,数十年以业余之身研习毛笔与硬笔书法,其以变体篆隶为主干的书写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来自基层书写现场的鲜活样本。贯穿其创作的根本取向,并非以奇异字形博取视觉刺激,而是让篆隶的构形法则接纳音乐的节奏经验,使古老字体在当代人的阅读与吟诵之中重新获得体温。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百年中国书法现代化的演进,字体领域始终处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历史张力之中,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泥古守旧的路径,把碑帖的字形样貌认作不可移易的正统,以临摹的熟练替代语言的推进;另一种是简单趋新的路径,以外形的夸张与拼接充当现代感,章法日益眩目,笔法的时间性与结字的法度却被抽空。二者共享同一前提,即把传统的字体秩序与当代的视觉经验设定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仿佛书写要进入当代就必须放弃汉字自身的构形逻辑,而守护文脉只能停留于摹写。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篆隶的构形语法完全能够容纳当代的感知方式。姚春荣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史学样本价值,便体现在以字体本体的秩序回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命题。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人生阅历、地域迁徙与多重艺术经验共同塑造。重庆的故土赋予早年生活的底色,上海与浙江的长期工作,让他在江南文脉与都市节奏之间反复调试书写手感;基层岗位与工会事务的繁重,使临池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这种时间的稀缺反而训练出对每一笔的珍惜。音乐构成另一重来源: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对旋律的强弱、休止与往复有着职业性的敏感,这种听觉记忆后来被转译为用笔的轻重与行气的迟速。毛笔与硬笔的双轨练习,又使他在软毫的提按与硬笔的匀整之间反复比较线条的生成条件。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不断追问:篆隶的圆转匀停能否承载音乐的节奏起伏,变形的边界应当止于何处才不至于失掉字形,法度如何在业余的书写状态中被守住,汉字的美感又如何被不谙书法的人直接感知。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他既不摹古求似、也不以怪异求新的取向。

审视当下的书法创作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质量。大量实践停留于对某家某帖面貌的模仿,技术娴熟而语言空疏,一旦离开所临的范本便无从落笔;追求个人面貌的一路又常以结构的失序为代价,把变形等同于创造,使汉字退化为难以辨读的图形;面向公众的书写则滑向另一种失衡,以吉语的堆叠与装饰的繁复取悦观者,法度的分量被稀释为喜庆的符号;传播层面则长期依赖展厅与典籍的既有渠道,与普通人的日常书写经验日渐疏离。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字体本体的构形法则如何在当代经验中保持自足,传统字体美学如何在不失内核的前提下完成当代转译,汉字书写承载的伦理与诗意如何被重新组织,本土的书写实践又如何在世界性的视觉交往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姚春荣的书写,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一门字体能否承载当代经验,首先取决于其内部的对立要素是否被真正调度,这使形式辩证法成为进入其创作的关键入口。形式辩证法所关切的不是某一要素的单向放大,而是书写内部诸种矛盾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篆隶的圆转匀停与草书的连带笔势构成一组核心的辩证关系:前者为结字提供重心的稳定与空间的匀称,后者为线条注入速度与呼吸,二者在同一件作品中彼此咬合,使字形既守得住秩序,又不至于板结。音乐的节奏经验则介入另一重辩证:强拍落实为落笔的重按,休止落实为行距的让白,旋律的往复落实为同一偏旁在不同字中的呼应。区别于以奇险欹侧制造视觉强度的做法,也区别于以匀整平正为唯一标准的规范书写,他的变形始终把可读性作为底线,把节奏作为变量。毛笔与硬笔的双轨并行又构成媒介层面的制衡,软毫的自由由硬笔的理性收束,硬笔的匀净则由软毫的提按松解。这种自觉驾驭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书法建设,重要的不是偏执某一类风格要素,而是在多重对立的形式要素之间建立富有生机的平衡,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字体层面不可绕开的形式根基。

字体之美能否被辨认,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承接了一套可被反复验证的审美范式,这使东方审美范式成为解读其书写的另一条线索,也使文脉的接续落在形式内部。东方审美范式并非纹样与符号的堆叠,它落实为中正、圆融、含蓄、虚实相生的形式观:结体讲求重心的安顿,章法讲求让白的分寸,用笔讲求藏锋与出锋之间的收敛。其近作呈现出,他以篆隶为骨,把对称与均衡留在字内空间的分配之上,又以底色与边框的经营为书写提供可供凝视的外围秩序,使观者既在读字,也在看字;色底反白、材质映金一类处理,与其说是装帧的趣味,不如说是对碑拓与漆书等古老视觉经验的当代召回。区别于把传统样式直接贴附于画面的做法,也区别于以抽象构成彻底改写章法的路径,他让字体的秩序先于装饰而成立,装饰只为其提供观看的距离。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字体美学,并非以新异的外表替代内在的法度,而是在传统范式的规定性之内,把秩序推到可被当代感知的清晰度。

书写所承载的内容,决定它能否进入集体的记忆,这使文化叙事重构成为理解其文本选择的重要维度。文化叙事重构并非改写文句,而是重新安排文字、书写与阅读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所选取的多为可诵可传的格言、诗篇与吉语,这些文本本身携带着数代人共有的伦理经验与生活祝愿;变体篆隶的重构则使熟悉的句子在视觉上重新变得陌生,观者须先辨认字形,再由辨认转入吟诵,阅读因此被拉长为一次带有时间感的动作。区别于以生僻文本标榜学养的做法,也区别于把书法处理为纯形式的抽象构图,他始终让文字的意义在场,让书写服务于可读。当吉语被重新组织为可凝视的字形,日常的祝愿便获得了庄重的仪式感;当诗篇被安排进收放的章法,历史的情绪便与当下的目光接续。这种在意义网络内部完成的重新编码,使书法从案头的清赏转为可被共享的文化叙事。

汉字线条的感染力能否跨越语际,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不依赖注释的形式语法,这使世界艺术图景成为评价其对外交流实践的现实尺度。世界艺术图景并非由少数中心的美学标准所划定,而是由不同文明各自的形式传统在交往中共同构成。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其作品曾赴美国、日本、韩国展出并为海外机构与个人收藏,所依靠的并非题材的异域色彩,而是结字的秩序感与线条的时间感:匀停的空间分布、可辨的起收痕迹、整幅作品的开合呼吸,构成一种不需翻译便可被感知的视觉语言。区别于为迎合外部观看而把汉字改造成装饰图形的策略,也区别于以异域情调自我包装的做法,他坚持以字体本体的法度参与对话,让差异以足够的密度进入形式,从而在差异之中获得被理解的资格。这一取向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对外维度提供了来自书写现场的印证,自主的艺术话语恰恰建立在对自身形式传统的充分理解之上。

书写的价值最终要在专业圈层之外被检验,这使艺术公共性成为评价此类实践的现实尺度。艺术公共性的实现,不在于把法度降格为通俗图解,而在于让严肃的书写保有可被直接感知的形式。他长期在基层单位担任工会工作,熟悉普通职工对文字的亲近与对书写的敬意,这种经验使创作天然带有面向大众的自觉;多地举办的个人展览使作品走出专业场馆,进入市民与职工可以抵达的城市空间;作品集与纪念邮册的出版发行,更以可流通、可收藏的方式把书写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观者即便不谙笔法,也能从字形的安顿与章法的呼吸中读到一种被反复推敲过的秩序。当书法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它便不只是被保护的传统,而成为参与当代精神生活的活体,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补充了实践参照。

在学理层面保持必要的分寸,也意味着不把任何一条路径绝对化。姚春荣的书写探索是当代书法多元格局中的一支,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可讨论的方案,而非树立唯一的标准。变体篆隶的辨识度依赖稳定的字形处理,如何在保持个人面貌的同时避免滑向装饰化的工艺趣味,如何让音乐的节奏经验深化为结构性的语言而非停留于笔触的表层,如何使毛笔与硬笔的双轨探索彼此成就而不相互迁就,仍是其创作可以继续深化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拒绝单一标准,它承认不同路径各自的有效性,也要求以严格的学理研判代替笼统的褒扬。

综观其从基层岗位走向书写现场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字体本体的构形法则是变形的底线,个人面貌的成立必须以可读性为前提,形式的自由来自对秩序的充分理解;其二,跨域的艺术经验只有被转译为书写内部的节奏,才可能成为语言而非装饰,音乐经验在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转译路径;其三,传统审美范式的当代转换应落实为秩序的重建,中正与圆融并非守旧,而是可被重新感知的形式资源;其四,文化叙事的重构须让文字的意义持续在场,使书写在可读之中获得庄严,公共载体的介入则让这种庄严进入日常。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需要扎根基层的书写者持续工作。姚春荣的书法实践,以其对字形、节奏与阅读关系的诚实态度,为这一体系的充实提供了一个质朴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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