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图景之内审视当代写意绘画,问题早已不止于笔墨是否合乎古法,而在于这套语言能否继续承载当代人的情感与判断。写意一门自文人画以来即以简驭繁,近数十年却在展览机制与市场趣味的双重牵引下不断变形,或以制作替代书写,或以题材替代语言。袁昌新生于湖北汉川,长期在江汉平原的风土中作画,笔下既有彩墨写意的马、鹰、虎,也有取材于乡间生活的水彩人物,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来自荆楚基层创作现场的样本。贯穿其创作的根本取向,并非以吉祥题材博取彩头,而是让写意的整体气象在具体的形象之上立住,使画面先有气,再有形。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望近百年中国画的演进,写意领域始终在雅俗之间、在笔墨与造型之间反复调适,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思路。一种是固守精英趣味的路径,把写意窄化为文人的余兴,讲究笔情墨趣而对形象的真实感保持距离,作品在圈内可赏却在圈外失语;另一种是迁就通俗的路径,把写意降格为题材的载体,动物、花鸟被处理成吉祥符号,笔墨退化为填色的工具。二者共享同一个前提,即把写意的语言价值与大众的可读性设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写意的语法可以在通俗题材中被重新激活。袁昌新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其样本价值便体现在以荆楚风土与常见母题回应现代性命题。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往往由出生地的水土、长年的谋生经验与自学传统共同塑造。汉川地处江汉平原,水网密布、四季分明,农事与市井的日常节奏使他对动植物的观察带着生活的体温,而非画谱的转述;荆楚一带崇文尚艺的地域风气,又使他在缺少学院系统训练的条件下,仍能依靠临摹、访友与长期实践慢慢积累笔墨经验。多重经验交织,促使他持续追问:写意如何在简率之中保持形象的骨力,色彩如何在水墨的骨架之上不显得轻浮,常见的母题如何避免沦为口彩,地方性的绘画如何在更大的艺术场域中被读懂。长期的一线实践又使他与民俗、年节、市井的审美习惯保持着近距离的接触,知道普通观者在画前最先看到什么、愿意停留多久。这些叩问构成其创作的内在出发点,也决定了他既不炫技,也不迎合。

审视当下的写意创作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质量。大量作品把写意理解为快速的涂抹,速度掩盖了判断,画面看似酣畅却经不起细读;展赛机制又推动题材向吉祥化、题材化集中,马、鹰、虎被反复复制为寓意的载体,动物本身的野性与生命状态反倒被忘记;水彩与水墨的边界在当代实践中日益模糊,工具的自由带来了语言的混杂,也带来了本体的失据;而在阐释层面,基层创作者的作品往往只被以获奖与展事来谈论,缺少对其笔墨与气象的实质分析。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写意如何兼得形与气,色彩如何与笔墨互为支撑,通俗题材如何承载严肃的语言探索,地方经验如何在普遍性的艺术语言中取得位置。袁昌新的绘画实践,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画面能否在第一时间立住,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一种统摄全幅的气象,这使整体性审美成为进入其创作的关键入口。整体性不是面面俱到的完整,而是画面在落笔之初就已确定的轻重分配:主体占据何处,留白退到何地,色彩在哪一处点亮,其余部分则甘为背景。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画马多以竖幅取正面的迎立之姿,马身占据画面中央,鬃尾以重墨扫出,背景的山坡与草地以较淡的色墨铺陈,形成主体实、背景虚的秩序;画鹰则让猛禽立于山石,视线越过画外,天空的淡蓝与岩石的赭色构成上下两段的对照;画虎则取上山之势,虎身与坡石的斜向走势互为呼应。区别于以细节填满画面的工笔路径,也区别于以狂放笔触制造气势的做法,他让整体先于局部,使每一笔都在既定气象之内落位。这种自觉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写意革新,不是以题材置换替代语言锤炼,而是在画面的统摄关系内部把表现力推到充分。

写意的现代性是否必须以抽象化为标志,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非西方的现代艺术路径,这构成评价此类实践的理论前提。西方现代绘画的自我确立,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再现的放弃与对形式的纯化;中国写意的现代转化却可以沿着另一条线索展开:它在保留形象可辨性的同时,把笔墨的时间性、书写的身体性与意象的暗示性推到前台。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的画面从不放弃可辨认的形,却也不以形的准确为终点:马的肌肉以墨的浓淡分层,鹰的羽毛以干笔的飞白带出质感,虎的斑纹则以书写的节奏而非描摹的秩序排布。这些处理方式与表现主义对情绪的宣泄并不相同,它更接近书写传统中的一次成形,落笔即定,不可反复修改。区别于把水墨改造成西方抽象的地方版本,也区别于固守造型而拒绝书写性的做法,他选择在写意自身的语法中寻找现代性,这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关于多元现代路径的判断提供了创作层面的印证。
跨文化的展事经历是否必然带来语言的稀释,取决于创作者能否把对话转化为视野而非标签,这使文明互鉴成为解读其路径的另一条线索。他的作品曾进入韩国等海外展事与多国联展,这类场合的观者多数不通晓中国画的笔墨源流,画面的可读性因此成为一道现实的考验。文明互鉴的要义,不在于把本土语言简化为通用的视觉符号,也不在于以东方情调迎合他者的凝视,而在于让本土语言在陌生的观看条件下仍能自证其力量:马的力量感、鹰的警觉、虎的威势,都是无需文化背景即可感知的身体经验,而笔墨的枯润、色彩的冷暖、留白的呼吸,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注视才能领会。区别于以外销式的题材取悦海外市场,也区别于为保持纯度而拒绝一切对外展示,他让可读性成为入口,让笔墨成为纵深。这一取向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对外维度提供了来自基层创作现场的样本。

绘画能否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取决于它是否愿意承担可被感知的形式,这使艺术公共性成为评价其创作的社会尺度。马、鹰、虎一类母题本身承载着民间长久以来的精神投射,刚健、警醒、勇毅这些品质并不需要专业知识的铺垫即可被领会;而悬挂于厅堂、展示于公共空间的尺幅与构图,也要求画面在远观时仍有整体的气势。艺术公共性的实现,不在于把语言降格为通俗图解,而在于让严肃的笔墨探索具备可被感知的形式:画面中明亮的天空、明确的主体、干净的背景,都是观者能够一眼进入的通道,而笔墨的层次则留待反复观看。当写意能够在年节、在厅堂、在公共展事中与人相遇,它便重新获得了参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资格,而不只是画册中的一页。
人物题材的介入,使其创作不止于动物写意,这为理解其现实关怀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他的一部分作品以乡间日常为对象,人物处在具体的环境之中,衣着、姿态与场景都带着可辨识的生活痕迹,处理方式介于水彩的透明与水墨的书写之间。这类创作的意义不在于题材的扩展,而在于把写意的语言从单一的母题中释放出来,去处理有具体处境的人。区别于把人物处理成符号化的形象,也区别于纯粹的风俗记录,他让形象保留生活的粗度,同时维持画面的形式完整。人物与动物两类母题并存,也使他的画面在气质上得到平衡:动物写意给出气势,人物写生给出温度,两者共同构成其创作的现实坐标。这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文艺人民性,最终要落实为对具体生活的观察能力,而非口号的重复。

在学理层面保持必要的分寸,也意味着不把任何一条路径绝对化。袁昌新的探索是当代写意绘画多元格局中的一支,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可讨论的方案,而非树立唯一的标准。个人语言的辨识度仍需在更多作品中沉淀,常见母题也需在反复书写中避免自我重复;如何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进一步加深笔墨的纵深,如何让色彩的运用形成更自觉的体系,仍是其创作可以继续深化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拒绝单一标准,它承认不同路径各自的有效性,也要求以严格的学理研判代替笼统的褒扬。
综观其从荆楚风土走向更大艺术场域的实践轨迹,可以提炼出若干可推广的启示。其一,写意的当代推进应以整体气象为先,局部服从统摄关系,气势不等于速度;其二,现代性并非只有抽象化一条道路,保留形象的书写性同样是有效的现代路径;其三,文明互鉴的前提是语言的自证能力,可读性可以是入口,但不应成为全部;其四,公共性是写意重新获得生命力的现实场域,通俗不等于降格;其五,地方经验的价值在于其具体,唯有把一方水土画透,才可能被更远的地方读懂。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需要理论层面的系统梳理,也需要创作者在具体的水土与笔墨之间持续工作。袁昌新的绘画实践,以其对形象、气象与色彩的诚实态度,为这一体系的充实提供了一个朴实而可资研读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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