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蒋才坤水粉写生的形式辩证与文脉传承的当代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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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蒋才坤水粉写生的形式辩证与文脉传承的当代接续

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视域下,图像的过剩正把水粉水彩这一舶来画种推到需要重新自我确认的位置:它被大量用于基础训练,又因“习作”的出身被挡在严肃创作的讨论之外。蒋才坤的工作正落在这处缝隙上——色彩训练出自李有行一脉的教学体系,水墨则是在杜大恺门下补的课;两手并置,使画面既守得住块面的重量,又留得住水色的呼吸。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画的并非景物本身,而是景物之间的关系:山势的走向、房屋的体量、光的落点、人站立的姿态,被明度与湿度的差异重新组织。其实践为体系建构提供了一个来自写生现场的样本:命题不是外加的框架,而是从一门外来媒介在本土经验中的长期使用里生长出来的形式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水粉水彩在中国行世百余年,始终在“工具”与“语言”两种身份之间摇摆,由此形成两种彼此对立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把它钉在基础教学的位置上,以静物与石膏的熟练替代语言的推进,画得越像范本,越交不出自己的判断;另一种是把它当作域外风景的搬运,把既有的水彩谱系直接搬进画面,技术的表皮不断更新,观看的根系却始终悬空。二者共享同一前提:把媒介的便捷与语言的深度设定为互不相容的两极,仿佛要进入严肃创作就必须放弃水粉的覆盖力,而守住水彩的通透就只能停在写生现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拒绝这一非此即彼的设定,它确认材料的物性与本土的经验完全可以互为条件。蒋才坤的实践正是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三条道路:他既不借范本的熟练自证,也不以域外的语汇自居,而是在水与色的调配中确立属于自己的表达逻辑。

创作者的问题意识,多由学脉与手上的经验共同塑造。染织专业的训练把配色与图案的整体关系刻进他的手法:颜色要先成调子,再谈好坏;一组重复的形如何排布才不至于呆板,疏密之间留多少余地才透气。这一条他守了几十年,后来又在水墨里补上另一半——笔迹本身可以承载性情,一条线不只是轮廓,也是呼吸。两套语言并置,逼出几个必须自己回答的问题:水粉的厚与水彩的透能否在同一张纸上共处,概括的边界停在何处才不至于失掉体量,现场的湿与亮如何在画室里不被磨平,不懂笔法的人又能否从一片墙的暖里读到秩序。这些叩问决定了他既不摹写风景、也不以技术炫示的取向。

审视当下的水粉水彩现场,几种普遍的困境依旧制约着作品的质量。写生被处理为素材采集,画完便搁置,现场的光与湿在回到画室时已被抽干;色彩被误认为强度,饱和度与尺幅承担了全部说服力,结构的问题被推给“感觉”;地域题材又滑向另一种失衡,把民俗符号堆在前景,山水的骨相反成背景。这些困境彼此勾连,指向几组更为根本的命题:一门外来媒介如何在本土经验中获得合法性,材料各自的物性如何在相互对抗中被组织为秩序,写生的即时性如何转化为可反复推敲的语言,地方性的视觉经验又如何在世界的观看中确立位置。他的水色工作,正是对这些命题的逐一回应。

一门媒介能否承载当代经验,首先取决于其内部的对立要素是否被真正调度,这使形式辩证法成为进入其创作的关键入口。形式辩证法所关切的不是某一要素的单向放大,而是诸种矛盾关系之间的动态平衡。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水粉的覆盖力与水彩的渗化构成一组核心关系:前者负责铺底、定明暗、压住块面,后者负责罩染、接气,让石头与墙面透出光来。前者若占尽上风,画面便发闷板结;后者若一味铺开,形体又散成薄雾。他的处理是在干笔与湿笔之间换手,色块的边缘有的地方咬紧,有的地方放开,紧处见造型,松处见空气。区别于以色彩饱和度制造视觉冲击的做法,也区别于以细节密度充当写实能力的路径,他的变数始终落在水与色的比例上,可读的体量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第二重辩证落在概括与留存之间。屋顶的瓦当可以省,街市的杂物可以并,光影的层次压成几道色阶,可山势的走向、房子的体量、人站立时的重心,一处也不含糊;纸面吃水留下的毛边他一般不修,留着当空气用。画面里最亮的地方通常只有一处,最暗的也只有一处,其余压进中间层次,看着闷,其实稳。这种取舍并不降低难度,而是把判断提到更前的位置:写生最容易变成对景抄写,眼睛盯住什么就画什么,结果画成一纸琐碎;他先把景当成一堆关系来读,再决定哪几组关系值得留在纸上。这种自觉驾驭提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绘画建设,重要的不是偏执某一要素的强度,而是让对立项在相互限定的过程中生成秩序。

一门画种能否被辨认,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承接了一套可被反复验证的审美范式,这使文脉传承成为解读其作品的另一条线索。文脉的接续并非图式与符号的搬运,它落实为虚实、藏露、松紧、厚薄之间的分寸感:实处要能立住,虚处要能透气,藏处留有余地,露处不逞锋芒。其近作呈现出,他以色块为骨,先把房屋的体量与山坡的走向在明度上分开,再以天空的空隙与地面的留白为画面提供呼吸;水色的推移不靠轮廓围合,而靠笔迹的走向与湿度的差异自然分界,边界不清而气脉自走。这一层能力来自李有行一脉“从自然中归纳秩序”的训练:先定大调子,再收拾局部,先看见关系,再看见东西;染织出身又添了对形的重复、节奏与疏密的敏感,屋脊的横线、山坡的斜线、树冠的团块,摆得整齐而不呆板。

水墨的补课落在另一处。学到的主要不是皴法,而是笔迹本身可以承载性情:一条线不只是轮廓,也是呼吸,快慢轻重都留在纸上。回到水粉水彩,他把这套节奏化进色块的推移里,画墙、画坡、画树枝的时候,笔是走着的,不是填着的,于是色块也有了书写的时间性。水墨讲水与墨的关系,水多则润,墨重则厚;水粉水彩讲水与色的关系,两套语言有相通处,接得上,可接的时候要当心,稍不留神就画成两张皮——一层是西式的块面体积,一层是东方的笔意姿态,彼此不相认。他的分寸是让书写性停在结构内部,不浮到表面做笔触的表演。区别于把传统样式直接贴附于画面的做法,也区别于以抽象构成彻底改写对象的路径,他让形体的秩序先于趣味而成立,趣味只为其提供观看的距离。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媒介本土化,并非以新异的外表替代内在的法度,而是在传统的分寸感之内,把秩序推到可被当代感知的清晰度。

绘画的价值最终要在专业圈层之外被检验,这使文艺人民性成为评价此类实践的现实尺度。人民性的实现,不在于把语言降格为通俗图解,而在于让严肃的画法保有可被直接感知的形式。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画的题材多为山野民居、古镇门楼、市井人物、江边渡口,是普通人日常看见的东西:老人坐在门槛上,货郎蹲在墙角,赶集的人只取三五个,背景只给一片墙或一角天。这些画没有戏剧性的动作,也不刻意渲染苦相,不靠情节抓人,就只能靠形、靠色、靠光站住。写生课又使这种取向获得公共的通道:学生跟着他下乡,先看半小时再动笔,看光从哪边来,看房子与山的关系;作品不断进入各类展览与公共空间,为机构与个人收藏,讲稿与画册把方法摊开给人看。观者即便不谙水彩,也能从屋檐下的光、石板路上的潮气、老人手上的筋脉中读到一种被反复推敲过的秩序。当绘画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便不只是被保护的技艺,而成为参与当代精神生活的活体,为体系的公共文化维度补充了实践参照。

一种地方性的画法能否跨越语际,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不依赖注释的形式语法,这使文明互鉴成为检验其对外实践的尺度。世界艺术图景并非由少数中心的美学标准所划定,而是由不同文明各自的形式传统在交往中共同构成。这些年他的行走范围扩到境外,参加艺术活动并举办展览,作品为当地机构与个人收藏。其所依靠的并非题材的异域色彩,而是水与色的通用语法:一片墙的暖、一条街的湿、一个人站立的姿态,不需翻译便可被感知。境外写生有实际难处:话不通,材料随身,一个地方往往只待两三天,画两三张就得走;因此他愿意在街边坐上一两个钟头,看当地人怎么走路、怎么晒被子、怎么把车停在墙根。

这里有一处选择值得单说。跨文化传播最省力的做法,是把一个国家压缩成几个好认的符号,红灯笼、马头墙、写意水墨,一看便知是中国;画到境外,则反过来给画面添几分异域情调,让观看者容易认出差别。他不走这两条路:画国内的古镇与画境外的街巷,用的是同一套方法,结构的密度也不打折扣。水色这种媒介本来就不靠文字解释,它把说服力押在几处可以核对的关系上——明度的层次、边缘的松紧、水分的干湿节奏。两地的画放在一处看,画法一致,观者也就容易把两边的日子联系起来看。这一取向为体系的对外维度提供了来自写生现场的印证,自主的艺术话语恰恰建立在对自身形式传统的充分理解之上。

综观其水色实践,可提炼出几点启示。其一,媒介的物性即是语言的起点,水粉的覆盖与水彩的渗化不是障碍,而是可供调度的对立项,强度只有转化为秩序才不至于沦为习气。其二,写生不应停在素材采集,现场的光与湿必须被转译为可反复推敲的结构,否则再远的行程也只是搬运。其三,文脉须落在分寸之内,虚实、藏露、松紧的自觉比符号的引用更可靠,传统由此成为可重新感知的形式资源。其四,公共性不必以降低语言为代价,可进入的观看比通俗的图解更为有效。这些启示最终指向民族文化复兴与自主艺术话语的建设:体系的建构须从每一具体媒介的内部经验中提炼范畴,而非以现成概念覆盖差异。蒋才坤以水色写下的这些画,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一个来自写生现场的可信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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