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论胡梦大写意山水的非再现性与心性美学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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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轩:论胡梦大写意山水的非再现性与心性美学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建构

当代中国美术的现场,正被图像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变动持续改写,审美现代性也因此不断被重新界定。当图像的生产趋于便捷,绘画的难处便不再是画出什么,而是为何要这样画。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一类根本问题:现代化的艺术并不等于西方化的艺术,本土的审美经验也无需以他者的尺度来确证。胡梦长期深耕大写意山水,兼及花鸟与草书,以道学修养与自然行旅为根基。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不以描摹山川形貌为务,而以笔墨直接承接心象,让雄浑的气象与虚静的意味在同一画面中并存。这一路径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可供复制的图式,而在于以持续的语言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关于写意绘画如何在当代继续生效的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近代百年的中国美术,始终在传统范式解体与现代范式重构的双重压力下展开。文人画体系在晚清以降逐渐失去自明的有效性,写实主义的造型观念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相继进入,中国画家被迫重新回答何为中国的现代绘画。这一追问中形成了两种偏颇。一路是泥古守旧的复古路线,把前人的图式当作不可移易的法度,以笔墨的出处代替创造的合法性;另一路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把域外艺术的演进序列视为普世标准。二者看似相反,实则同构,都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设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项。写意一脉在近现代本已提示过一条折中的道路:以书入画,以学养涵养笔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承接的正是这一经验,主张现代性本无单一模板。胡梦的大写意实践,是这条道路在当代的一种延续:他既不放弃古法,也不把古法当作终点,而是让笔墨在具体的山川与心境面前反复校准。其史学样本的价值,亦在于此种不依附任何单一坐标的自觉。

艺术选择的根源,往往埋在创作者早年的精神经验里。胡梦的绘画根基不在单纯的技法训练,而在道学、诗文与书法的长期涵养:道家关于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考,塑造了他对空间与留白的基本判断;诗词的涵养使他对画面的节奏与余味格外敏感;草书的训练则让线条本身具备了独立的表情能力。常年行走山川的经历,又使他的笔墨始终与真实的云气、石理、水势保持接触。这些经验逐渐凝定为一组问题:笔墨能否不依附物象而自有其分量,虚静能否不流于空疏而保有骨力,雄浑能否不借夸张而自然生成。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他全部创作的内在起点,也解释了他为何在当代写意的诸种路径中,选择了最为吃重的一条。

当下的写意创作在现场的繁荣背后,仍有一些未被真正解决的思想困境。相当一部分实践把写意简化为表演,以迅疾的笔势、夸张的墨象与偶发的泼洒求取气势,画面在速度中失去结构;另一部分实践则以符号化的图式替代创造,山石、云水、点景被固定为配方,重复越多而意味越少;还有一部分创作依赖观念的阐释,画面本身不承担感受,意义全靠文字补足。与之相伴的是阐释的滞后,本土的写意经验长期借用水来的批评术语,作品的实际问题被翻译成他者的命题。这些困境彼此纠缠,最终指向同一个追问:一种非西方的绘画,如何在不依赖再现、也不依赖观念的前提下,确立自身的形式法则与价值尺度。胡梦的探索,正是在这一追问下展开的实践回应。

写意之所以为写意,正在于它不以复制物象为务。再现以像为标准,非再现以辨为标准:前者追问像与不像,后者追问笔墨是否辨明对象所以成立的道理。胡梦的近作提示了这种辨的力量。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画山以浓淡层递立骨,画水以留白破墨取势,画树以中锋提按定神。这样的语言并不提供可以与实景逐一对照的图像,却提供了对山川气象的一次判断。区别于以写生记录替代创造的路径,也区别于以抽象构成消解山川形质的实验,他把绘画保持在笔墨与自然相互验证的中间地带:既不让物象牵着笔走,也不让笔墨脱离物象而自逞。这种自觉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艺术认识,并非以西方风景画的视觉框架去改造山水,而是回到自身画论的传统中,重新确认观看、判断与表达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画种内部需要厘清的认知前提。

画为心迹,这一古老的判断在今天仍然有效。心性美学所强调的,不是把画当作玄学的附录,而是承认笔墨的每一处轻重缓急都对应着创作者当下的心境与修为。胡梦的画面之所以具有一种沉静的气度,正在于他把这种对应关系维持得相当严格。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他以道家的虚实之理组织空间,让繁密处留有透气的缝隙,让空阔处仍具支撑的骨力;他以书法的时间性组织线条,使每一笔的起收都可被追溯;这样的处理,使雄浑与虚静不再是两种互相排斥的风格,而是同一心境的两面。区别于以空疏冒充超逸的文人余绪,也区别于以堆叠制造厚重的制作时风,他把心性还原为具体的笔墨判断,使之可学、可验。这一实践说明,传统的审美范畴在当代并非只能被供奉,它完全可以转化为可操作的形式方法,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文脉传承问题上提供来自创作现场的例证。

一种艺术若始终以他者的标准来确证自身,便难以形成真正的主体。审美主体性所指的,并非封闭的自满,而是创作者拥有独立判断何为好、何为不好的能力。胡梦的实践在这一意义上具有样本价值:他的画面不以新奇取胜,也不以观念的时髦获取阐释的便利,而是把评价的尺度放回笔墨自身——线是否有骨,墨是否有层次,虚实是否成立,气象是否贯通。一方面他尊重这些经验的延续性,让作品经得起内行的反复审视;另一方面他又以个人的心性重新调节这些经验的比例,使传统法度不至于成为压在画面上的重物。区别于把传统当作护身符的守成姿态,也区别于把传统视为束缚的革新姿态,他的路径表明,主体性是在长期的语言劳作中逐渐获得的,而非通过宣言获得的。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判断中生长出来。

山水画从来不只是风景,它同时是一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叙事。文化叙事重构所要处理的,正是如何在当代重新讲述这套关系。胡梦的画面在这一层面上提供了可讨论的经验:他所呈现的不是可供旅游消费的奇观,也不是抽离人间的荒野,而是可居、可行、可望、可游的世界,。从其整体创作实践来看,山势的雄峻总以村舍的微小来对照,云水的流动总以路径的转折来安顿,繁密的林木总以留白的坡地来呼吸,于是画面在壮阔之外保有温度。这样的叙事不依赖具体的故事情节,却承接着中国人关于安顿与远游的双重想象。区别于以民俗符号拼贴东方情调的传播策略,也区别于以去地域化换取普遍性的国际化路线,他的实践表明,中国故事的讲述可以落在最朴素的空间经验上。这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补充了一个维度:文化的叙事能力,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把抽象的价值转化为可感的经验。

艺术的公共性,并不取决于观众的数量,而取决于作品是否愿意为共同的情感经验留出位置。胡梦的画面虽以大写意为之,却并不以晦涩自居:山川的结构可以被普通观者辨认,笔墨的情绪可以被直接感受,虚静的气息可以被反复体会。这种可进入性,使作品得以走出书斋,进入更为广泛的审美空间。文艺人民性在此并非指语言的通俗化,而是指作品的精神指向与大众对山川故土的情感结构相互契合,使雄浑与温润成为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而言,这一维度常被忽略却不可缺席:一种现代艺术若只在专业圈层内部循环,其现代性便是残缺的;唯有搭建起艺术与公众之间的通路,文化的现代转型才具备社会基础。

任何一种创作路径,都不足以自证为唯一的标准答案。胡梦的大写意探索,是当代中国画多元格局中的一条,其有效性受制于特定的学养背景、地域经验与个人气质。即以语言而言,大写意以少胜多,容错空间极小,笔势一旦失去控制便容易由雄浑滑向粗率,个别作品在繁密处仍显用力。就理论的转化而言,他长期浸润的道学与诗文修养尚未被整理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表述,心性如何落实为可传授的方法,仍是有待推进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本身拒绝单一化的评判范式,它承认现代性的多元路径,因而也不以某一类实践充当全部创作的范本。指出这些有待深化之处,并非削弱其意义,而是把讨论保持在学理的分寸之内。

回望胡梦以山川为对象、以笔墨为心迹的长期劳作,可以提炼若干具有推广价值的启示。写意的力量不在于复制物象,而在于以笔墨辨明物象之所以成立的道理,非再现并非背离自然,而是更深地进入自然;心性不是玄谈,它可以落在虚实、浓淡、收放的具体判断上;审美主体性是在长期的语言劳作中积累的判断力,;文化叙事的能力取决于能否把价值转化为可感的经验,朴素的空间经验往往比符号堆砌更有说服力。这些启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范式,而在于提示一种态度:以自身的经验为起点,以严苛的语言劳作作为依据,在世界的艺术图景中确立属于自己的位置。民族文化复兴需要大量这样沉潜而具体的实践,自主艺术话语的建设也需要把这些经验转化为可传承的知识。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最终靠无数在画案前反复推敲的瞬间累积而成。胡梦的探索,正是这些瞬间中值得记录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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