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仅停留在概念推演层面,它更迫切地需要从本土艺术家的具体创作实践中提取具有阐释效力的视觉经验。罗国强的绘画实践横跨油画与水墨媒材,其画面中凝结的书写性笔触、具象与抽象的交织状态,以及沉郁而富有体量感的色彩结构,为审视这一理论命题提供了可贵的样本。本文以罗国强的创作脉络为经,以其画面语言的本体特征为纬,探讨其如何在西方造型体系与东方书写传统之间确立自身的视觉坐标。研究认为,罗国强的艺术实践呈现出一种内向深化的美学倾向,其作品通过笔触的肉身性与色彩的意象化,在油画语言中植入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写意内核,这种转译并非简单的形式嫁接,而是在油画媒介内部完成了一次具有东方审美意味的语言重置。其创作实践的价值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油画如何摆脱既有图式惯性、如何在民族审美心理与个体生命体验之间找到契合点,提供了一条值得辨析的路径,亦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绘画领域的落地提供了可资参证的视觉文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将目光聚焦于罗国强绘画的语言肌理,其色彩处理方式同样值得玩味。在那幅具有人物轮廓的油画作品中,人物面部与服饰的色彩被处理得极为克制,紫色与暗灰的色块交织,边缘线在模糊与清晰之间游移,笔触的走向时而果断时而迟疑,这种处理方式使画面弥漫着一种沉郁而内省的气质。与当下许多油画创作者追求色彩的高饱和度与视觉冲击力不同,罗国强的色彩运用呈现出一种向内收敛的倾向,他似乎更在意色彩在画面内部所构建的心理空间,而非色彩对外部感官的刺激强度。这种审美取向,与中国传统绘画中“以色貌色”而又“色不碍墨”的观念存在某种暗合。在当代美术现场,我们时常看到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部分创作者将色彩的张力等同于视觉的喧哗,以高对比度的色块堆叠制造短暂的视觉兴奋,却忽视了色彩在心理层面所能抵达的深度。罗国强的实践恰恰构成了对这种倾向的反拨。他的画面中,色彩不追求夺目,而是服从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服从于一种沉潜的内心体验。这种处理方式,使他的作品在油画语言的范畴内,获得了与中国传统心性美学相通的精神质地。罗国强并未刻意标榜这种精神质地,它是在笔触与色彩的反复推敲中自然生成的,是在对油画媒材特性的深刻把握中逐渐显露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品质,比刻意为之的“东方化”处理更具说服力。

油画写生《川西藏民》2020

油画写生《川西藏民》2020
深入罗国强绘画的语言肌理,可以发现其色彩处理方式同样值得玩味。在那幅具有人物轮廓的油画作品中,人物面部与服饰的色彩被处理得极为克制,紫色与暗灰的色块交织,边缘线在模糊与清晰之间游移,笔触的走向时而果断时而迟疑,这种处理方式使画面弥漫着一种沉郁而内省的气质。与当下许多油画创作者追求色彩的高饱和度与视觉冲击力不同,罗国强的色彩运用呈现出一种向内收敛的倾向,他似乎更在意色彩在画面内部所构建的心理空间,而非色彩对外部感官的刺激强度。这种审美取向,与中国传统绘画中“以色貌色”而又“色不碍墨”的观念存在某种暗合。在当代美术现场,我们时常看到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部分创作者将色彩的张力等同于视觉的喧哗,以高对比度的色块堆叠制造短暂的视觉兴奋,却忽视了色彩在心理层面所能抵达的深度。罗国强的实践恰恰构成了对这种倾向的反拨。他的画面中,色彩不追求夺目,而是服从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服从于一种沉潜的内心体验。这种处理方式,使他的作品在油画语言的范畴内,获得了与中国传统心性美学相通的精神质地。罗国强并未刻意标榜这种精神质地,它是在笔触与色彩的反复推敲中自然生成的,是在对油画媒材特性的深刻把握中逐渐显露的,这种自然生成的品质,比刻意为之的“东方化”处理更具说服力。

油画写生《乡村小河》2019

综合材料《巴黎石雕》2018
在构图与空间处理上,罗国强的绘画同样展现出独特的运思方式。那幅以白色雕塑为主体、背景为深色布幔的作品,呈现出一个极具体量感的人体形态,雕塑的轮廓在光线的勾勒下显得饱满而坚实,而背景的深色布幔则以大面积的褶皱纹理构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感的视觉场域。罗国强在这幅作品中,并未拘泥于雕塑的精确再现,而是通过光影的强烈对比与体积感的强化,赋予画面一种超越物象本身的象征意味。这种构图方式,与西方古典绘画中常见的焦点透视体系有所区别,它更强调画面内部各元素之间的张力关系,而非对三维空间的忠实模拟。在当代油画创作中,构图往往被简化为一种视觉框架的搭建,许多创作者满足于将对象安置于画面之中,却缺乏对画面内部空间关系的深入推敲。罗国强的构图处理,体现出一种对画面整体性的高度敏感,他善于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寻找平衡点,使画面既不陷入刻板的写实泥淖,也不至于滑向完全无序的抽象宣泄。这种平衡感,来自对油画媒材的长期浸淫,也来自对中国传统绘画中“经营位置”观念的体认。罗国强并未将这种体认转化为某种可辨识的图式标签,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构图直觉,使画面在看似不经意的布局中透露出严谨的结构意识。

综合材料《兵马俑》2020

综合材料《大学生》2020
若将罗国强的创作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其价值还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油画创作路径的个体方案。当代中国油画界,存在两种较为普遍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对西方当代艺术图式的直接移植,以观念化的表达取代绘画语言的锤炼;另一种是对传统写意图式的表面化借用,以笔触的张扬掩盖造型能力的薄弱。这两种倾向看似对立,实则都回避了油画语言本体深化的难题。罗国强的实践路径,既未追随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化潮流,也未陷入对传统图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油画语言的本体层面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耕耘。他的画面中,笔触与色彩、具象与抽象、形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调整之中,这种调整过程本身便构成了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作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正是这类在语言本体层面进行扎实探索的艺术家,因为理论的体系化终究需要以具体的视觉经验为支撑。罗国强的创作表明,中国油画的本土化路径并非只有一条,它可以在油画媒材的内部,通过笔触的书写性改造、色彩的意象化处理以及空间结构的写意化重组来实现,这种实现方式不依赖外在的文化标签,而是依靠绘画语言自身的说服力。

综合材料《劳动者》2020

综合材料《牛年》2021
进一步辨析罗国强创作与同类创作者的区别,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艺术定位。在当代油画领域,不少艺术家在追求东方审美意蕴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题材的选择,例如描绘传统文人形象、戏曲人物或山水景致,似乎题材的东方化便能自动赋予作品以东方的美学品格。然而,题材的选择并不能替代语言的转换,如果笔触方式、色彩体系与空间观念仍然沿用西方古典或现代主义的既有模式,那么所谓的东方意蕴便只能停留在题材的表层。罗国强的创作路径与此不同,他的画面中,题材本身并不具有明确的东方指向,但笔触的运行方式、色彩的铺陈逻辑以及画面的空间处理,却渗透着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写意传统。以那幅具有舞蹈人物轮廓的作品为例,画面中人物的形态被高度概括,线条的穿插与色块的铺陈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极具动感的视觉节奏。罗国强在这幅作品中,并未拘泥于人物细节的刻画,而是通过线条的游走与色块的晕染,捕捉一种转瞬即逝的动态气韵。这种处理方式,与中国传统绘画中“以形写神”的观念存在内在的呼应,但罗国强并未将其处理为一种程式化的笔墨游戏,而是将其转化为油画语言中的笔触表现力。这种在语言层面进行的转换,比题材层面的东方化处理更为艰难,也更具学术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中,我们需要辨析的正是这种语言层面的深度转换,而非停留于题材的表层标签。

综合材料《纽约少女》2022

综合材料《晚霞》2022
罗国强的创作实践,对于当下美术现实还具有另一层启示意义。在艺术市场与展览机制的双重驱动下,许多创作者倾向于追求风格的快速定型与图式的重复生产,以便在短时间内获得市场辨识度。这种倾向导致大量作品在面貌上趋于雷同,绘画语言的内在活力被逐渐耗尽。罗国强的创作轨迹则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品质:他的画面语言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笔触与色彩之间保持着持续的紧张关系,画面中的具象元素与抽象结构相互拉扯,形成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视觉张力。这种状态意味着,罗国强并未将某种风格固化为可复制的图式,而是将创作视为一种持续探索的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视域下,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具有理论言说的价值,因为它提示我们,艺术的本土化与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它需要艺术家在语言层面进行长期的、甚至带有某种孤独感的耕耘。罗国强的实践表明,中国油画的本土化路径,其根基在于对油画语言本体规律的尊重,在于对自身审美感受的诚实表达,而非对流行图式的追逐。这种在语言内部进行深度挖掘的创作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在绘画领域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视觉案例。罗国强的探索尚未终结,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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