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落到书法一门,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写这个动作本身。碑派的遗产经过一百多年,早已被消化成一套风格符号,方笔、斜结、斑驳的边线都可以被模仿,却不必被理解。张少平把碑重新当成写来对待,写隶横画平出、捺脚厚重,写楷骨架从隶的方扁里长出来,写篆与金文线质圆厚、起收藏锋,三体不是三套手艺,而是同一种审美的三种写法。尺幅也在两端之间来回,一面是巨字长联,中宫紧、四周放;一面是界格小楷,字如豆粒、行列森严。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对位样本的,正是这种在书体与尺度之间保持统一的实践,它说明传统的法度不必被推翻,只需要被重新使用,也说明稳健可以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不是才华的缺席,他的分量不在风格标签上,而在可复验的书写秩序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书法一门谈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写这个动作本身。碑派的遗产经过一百多年,早被消化成一套风格符号,方笔、斜结、斑驳的边线可被模仿,却不必被理解。张少平的路子相反,他把碑重新当作写。他写隶,横画平出,捺脚厚重,字取横势;他写楷,骨架从隶的方扁里长出来,横细竖粗,折处硬转,带一点行书的连带;他写篆与金文,线质圆厚,起收藏锋。三体在张少平手里不是三套手艺,是同一种审美的三种写法。尺幅也在两端之间来回,一面是巨字长联,中宫收紧,四周放开;一面是界格小楷,字如豆粒,行列森严。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对位样本的,正是这种在书体与尺度间保持统一的实践,它说明法度不必被推翻,只需被重新使用。书法今天的困境不新鲜,展览机制要求远观的效果,复制技术让风格迅速传播,风格于是比功夫跑得快。张少平不属于跑得快的那类,他属于站得稳的那类,稳即判断。学碑的人常走两条路,一条摹形,把拓本斑驳一笔笔搬下来,写到极处只是复印;一条反法度,把方笔夸张成符号,配现代构图,看着新,骨子里空。他走第三条,先把法度吃透,再让法度自己长出变化。这条路成本很高,法度不奖励聪明,只奖励重复,同一横画写到上千遍才稳定,稳定那天也才是可谈个性那天。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谈书法,绕不开碑派这一笔遗产。清代金石学兴起之后,写碑的人从摹形转向追势,到当代又多半停在风格层面,方笔被做成一种标识,起笔一个硬角,收笔一个重顿,写什么字都一个模样。这种写法远看有力度,近看经不起推敲,因为方角是刀刻的结果,不是毛笔的必然。拓本在这里还多了一层中介,石面、纸、墨、拓工的力度,都在笔画上留下痕迹,学碑的人若把拓本当成真迹,就会把风化的偶然当成书写的必然。张少平的做法是把这层因果关系倒过来,他先求线质,再求外形,笔在纸上走得慢,压力给得实,墨从笔腹渗到纸背,出来的形自然带方。看那件写在黄底纸上的多列作品,横的起笔藏锋按下,行笔平稳推出,收笔略顿,没有夸张的斜切;捺脚压得很重,笔锋铺开再收拢,末端留一道厚边;撇画反而短,起处重,收处急,不抢横画的分量。字与字不连,气却不断,一列写完,下一列首字往往压得略重,把视线接过去。这种厚重不是靠抖笔与做旧得来的,是靠一笔一笔压实得来的,这也是他的字在放大之后仍然站得住的原因。慢不是迟滞,是把力量分摊到每段笔画,纸上留下的不是划痕,是有厚度、有转折、有呼吸的线。墨的干湿也要算准,太湿则涨,太干则涩,他多用半干墨,水分在行笔中慢慢释放,字才既润又挺。


三体的贯通,是他最易被忽略的地方。多数写碑的人只攻一体,写隶的守隶,写楷的守楷,遇到另种书体就换手势,同一篇里三种味道互相打架。张少平的隶与楷之间有明显的通道,隶的横势进入楷的结体,楷的纵势又反过来约束隶的扁方,所以他的楷不飘,隶也不瘫。看那件写陆游诗的作品,字略长于常见的隶,横画仍平,竖画却挺,撇短促有力,个别字带行书牵丝,节奏比纯隶快;再看那件写论诗绝句的,墨色偏干,飞白在长横末端,行意更足,字距更松,可见他在同一套笔法里调的是速度与含水量,不是换字体。篆与金文承担另一项功能,提供圆厚线质,让方笔不至于薄,转折处有肉。三条线互相供血,才有一致的基调,这是兼擅与杂凑的分界。兼擅的人写三体,观者看到同一只手在不同规矩里活动;杂凑的人写三体,看到的是三个人的作品钉在一张纸上。张少平属于前者,他的字换体不换气。这种统一不是天生的,三体临习各有难处,隶练横势与波磔,楷练骨架与折法,篆练中锋与圆转,分头下功夫,最后还要合到一只手上,合的过程常表现为退步,一体进步会让另两体生疏。多数人此时放弃,只留一体,一体已足以应付展览与市场,张少平没有放弃,作品里因此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互证关系,隶的厚可以由楷的挺来证明,楷的挺又由篆的圆来证明。


尺度两端更值得细看,它直接检验人对笔的控制。那件巨字对联,单字将近一尺,横画起笔重按,行至中段略提,收笔再压,折处不转,硬折过去,中宫收紧,四周放开,字像立在纸上。这样的字要臂力与腰力,笔提得起,墨给得足,一笔写完不能补,补了就脏,写大字是一场不能修改的考试。狭窄的长题是另一种功夫,字小如指节,行距紧而行气清,与两侧的巨字形成极强的对位关系,一大一小,一放一收,同幅之内两种呼吸。那件界格小楷更极端,字填在格里,横平竖直,捺尾略带上挑,通篇数千字不见懈怠,格线不是束缚,是让每字都有落点的坐标。他在两端切换,换的不只是笔的大小,还有身体位置,大字悬腕悬肘,小字枕腕贴案,纸的阻力、含墨量、速度都要重算。当代常见两种相反做法,一种把小字放大复制,靠喷绘撑场面,远看是字,近看是像素;另一种是把字越写越小,以密为能,写成一幅花纹,读不成句。张少平两端都不走捷径,大字有结构,小字有行气。格线起于写经与官文书的实用需要,先定位置,再谈好坏,这个次序带着制度的意味。他在格里写字,不把格当靠山,字的中心略偏,格线因此是参照,不是围墙。大字联要考虑悬挂的距离与光线,观者站在两三米外,粗细与留白的比例都按这个距离定,写时心里得有一个远看的自己。



碑与帖的关系,在他身上不是选边,而是互相校正。碑的好处是骨力,坏处是板;帖的好处是流动,坏处是滑。他的办法是用帖的使转去救碑的方硬,同时用碑的厚去压帖的轻。看那几件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折笔,肩部不作死硬的直角,而是先顿后转,转中带一点提,角就活了;看那些长捺,收笔不作尖锐的挑出,而是铺毫缓收,尾端圆中带方。这种处理说明他清楚刀痕与笔痕之别,刻石上的方是风化与凿刻共同造成的,毛笔要复原的不是那个形,是那个力。另一种风气反过来,为追碑的苍茫用刮刀刮纸,用砂纸磨墨,枯笔反复擦,做出假风化,近看全是伤痕,远看才有几分碑意。这种办法能得到一时的视觉效果,却把书写的时间性丢掉了,因为写是连续的,做是叠加的。章法上他给两种秩序,一种是疏行无格,字距宽,行距更宽,靠字本身的重量把纸面压住,读的时候视线从容,一件作品看下来像走一段平路;另一种是界格密排,格线把每个字钉在位置上,行列森严,视线被格推着走,快而紧。张少平有时把两者放进同一幅,巨字占两端,长题居中,远看是气象,近读是法度。这种安排有风险,处理不好成两块拼贴,分寸在于让题记字距与巨字行距保持比例。展览里流行把不同尺幅、不同书体拼成一堵墙,靠数量制造气势,单件经不起看,这是章法的通货膨胀。


关于张少平的评论多集中在厚、峻、雄强、古拙这几个词上,这些词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们太容易通用,几乎可以送给任何一个写碑的人。雄强若只指笔画粗、字形大,那只是尺寸;若指结构内部的张力,那才是书法。他的厚已经具备,厚到极处会有浊的风险,墨重而气闷,笔画之间不透风,这一点在他少数作品里能看出来,尤其是墨色偏湿、行距偏紧的时候。古人讲厚,后面往往还跟着一个清字,厚而清,才有神采,厚而浊,只是堆积。他的字若要在厚之上再进一步,需要的是让线更透,让白更有用,让速度有变化,这三件事都比再写大一号的字难。张少平的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提供一种可以推广的风格,而在于提供一个可检验的样本,说明一个书写者如何在不追逐新奇的前提下,把三种书体、两种尺度、两种章法收敛到一条线上。理论若只热衷于为先锋加冕,就会失去对中坚的判断力,而一个时代的书法水平,恰恰是由中坚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不必为每一位书写者都找到宏大定位,能为这样一种稳健的、在法度内部求变化的力量留下准确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克制,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厚与清之间那一步,正是张少平尚未走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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