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泽祎:论杨凤安隶书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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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泽祎:论杨凤安隶书对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在书法领域的讨论至今不算充分,讨论多集中在展厅里的形式创造,少有人追问一幅字挂进厅堂之后还剩下什么。杨凤安的隶书正从这个被忽略的地方入手。他写的是秦汉之际的训诫文字与晚明清言,一幅三列竖行,字距均匀,行间留得开,纸不画界格而行列自齐。字形横扁,横画舒展,竖画收敛,中宫收紧而四角放开,转折处圆中带方,收笔不作尖刻的燕尾。墨色统一,浓而不滞,通篇看不到刻意的枯润对比。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提供补白的,正是这种把书法重新放回日常伦理空间的努力,它说明书法的当代性不只在笔法的新,也在文字的用途与观看的距离,一幅字能被读、能被挂、能被人反复看见,才算真正进入了生活。这个判断看似平淡,却能把书法研究从风格史的窄巷里拉出来,逼着人去问一幅字在完成之后发生了什么。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他的字不属于一眼惊人的类型,笔画厚实,结体端正,摆在展厅里未必抢得过那些大幅拼接与做旧的作品。可这类字的去处不是展厅,是书房、厅堂、赠人的卷轴与友朋的案头。用途一变,评价的标准也跟着变,展厅要求远观的气势,日常要求近读的耐看,前者靠夸张的字距与墨色反差制造张力,后者靠每一笔的稳定让人愿意反复看。杨凤安显然选了后者,他知道自己写的不是视觉产品,是可以长久悬挂的文字。这个选择在今天并不时髦,甚至会被视为保守,但它恰好补上了理论长期忽略的一环,书法作为一种生活制度的部分。理论的盲区往往就在这里,它能精细地分析一横的起收,却说不清这一横为什么值得被一个家庭挂三十年。杨凤安的实践把这个说不清的部分摆到了明处。他没有去追赶当代书法的形式实验,也没有把隶书写成视觉装置,只是把古人写过的句子重新写一遍,写得稳,写得久,写得让人愿意留着。这种做法在评审会上很难被讨论,因为它不提供新鲜的形式,只提供一种持续的关系,而关系恰恰是理论最不擅长处理的对象。

看那三幅竖幅,最先注意到的是字形的横扁。横画被拉得很长,起笔藏锋,行笔中锋,收笔缓提,末端略略上挑而不尖刻,像汉简上的写法,收得住也放得开。竖画反而短,短到几乎只起支撑作用,于是每个字都向左右铺开,重心低而四角稳。中宫收得很紧,内部笔画相互避让,外围的撇捺与长横却向外伸展,一紧一松,字就有了呼吸。转折的处理值得细看,圆转为主,方折只在少数需要立骨的地方出现,圆处不死,方处不厉,两种笔意混在一幅里,却不冲突。他的燕尾与汉碑不同,汉碑的波磔夸张,尾端挑起如刀锋,他的收笔更平,挑的幅度小,力气藏在笔画里而不露在尖端。这一点很像简牍书手的习惯,写得快,收得稳,不刻意做效果。当代有一种写法把燕尾做成商标,每一横都要甩出同样的弧度,看多了像图案,杨凤安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把燕尾收在笔画的内部,起收之间留一个钝角,观者要看第二眼才发现那一点弧度,这种延迟的愉悦与展厅里一眼看尽的痛快完全不同。三幅的字数并不一致,有的列长,有的列短,他没有为了整齐而删字或补字,而是让每一列按文义自然结束,末行留出的空白就成了呼吸的位置。这种做法在构图上有风险,处理不好会显得松,他的办法是把字距压住,把行距放开,密处不闷,疏处不散,整幅因此保持了一种克制的气息。

用笔的节奏是另一处可谈的地方。他的速度不快,一笔之内的提按变化也不大,靠的是行笔的稳定而不是技巧的炫耀。藏锋逆入让起笔沉实,中锋行笔让线条圆劲,收笔的回护让尾端不留虚锋,三个动作连起来,构成一种缓慢而均匀的书写。这种慢与今天流行的书写表演正好相反,台上挥毫要求速度与气势,纸上的字往往因为求快而失形。杨凤安的慢不是迟疑,是熟练后的从容,写得多了,手自然知道哪里该停。墨的用法也克制,通篇浓墨,几乎不作枯润对比,偶有几处笔锋稍干,也只是自然的呼吸,不足为法。这种统一让整幅字安静,安静到需要走近才看得出层次。三幅的行列也值得说,纸面不画界格,字距却均匀得像有格,行距留得宽,字与字之间不挤,行与行之间不逼,通篇的气息因此贯通而不闷。纸的选择也配合这种节奏,米色半生纸吸墨而不洇,笔画落下去边缘清晰,厚度因此能被看清。印的位置压在款下,朱文白文各一方,尺寸不大,不与正文争势。这些细节单看都是小事,合起来却决定了一幅字能不能久挂,因为久挂的字经不起任何一处轻率。当下的书法展览偏爱强烈的对比,浓墨与飞白并置,字形忽大忽小,字距被故意打散,远看像抽象画,近看却读不成句,这种作品在展厅里有效,搬进书房就失效,原因就在于它们只为一次性的观看而设计。

内容的选择比笔法更能说明他的取向。三幅写的都是训诫一路的文字,有秦汉之际的格言,也有晚明的清言,讲的是立身、处事、积善、守分一类道理。这类文字在书法史上并不稀罕,从前是家训、座右铭、书斋里的自警,今天却常被当作过时的说教。杨凤安不这么看,他把这些句子一笔一笔写成长卷,让它们在纸上重新获得被阅读的机会。书写在这里不是抄录,是把句子安排进一个可以久看的空间,读者先看字,再看句,看久了句子就进入记忆。这种功能在今天几乎被印刷与屏幕取代,标语可以批量印制,格言可以转发,手写的必要性在哪里,答案就在那些不均匀的笔画里。机器印得出字形,印不出写字的人在某一笔上的迟疑与用力,那一点差别,正是文字从信息变成物件的关键。训诫一路的文字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提供愉悦,提供的是提醒,读者面对它时带着一点自省。杨凤安选择这类文字,等于选择了一种不太讨好的书写,因为提醒的话看久了会让人不舒服,而舒服恰是今天多数装饰性书法的目标。他的字因此有一种朴素的严肃,横平竖直里没有讨巧的姿态,句子读完,字还在,压力也还在。市场上流行另一类内容,福寿康宁、财源广进,写得再工整也只是吉祥的符号,符号不需要读,只需要被挂,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在文字,而在书写者对文字的态度。

悬挂这件事,今天被讨论得太少。一幅字挂起来,就进入了具体的空间,书房、客厅、祠堂、办公室,空间性质决定观看的方式。挂在书房的字,看的人是主人,一天看几次,看几十年,字必须耐得住这种重复的看,笔画不能有取巧的地方,结构不能有一处站不稳。挂在公共场合的字,看的人是过客,一眼而过,字必须有整体的气势。杨凤安的字明显偏向前者,他的经营是为近距离的反复观看准备的,字距、行距、墨色都留了余地。这也解释了他的作品常被当作赠礼,赠礼是一种把文字送进别人生活的行为,受赠的人未必懂笔法,却会天天看见。书法最古老的公共性就在这里,不在广场与屏幕,而在有人愿意把一句话挂在每天经过的地方。装裱是这条链条的一环,一幅字从纸上变成可悬挂的物件,要经托裱、上板、裁边,工序决定它能否经得起潮气与年头。他的字多作窄长条幅,适合门侧、廊下与书桌之后的墙面,这种形制来自明清厅堂布置,今天依然有效。赠予让它进入另一个人的生活,受赠者把它挂上自家墙面,字就参与了那个家庭的日常,孩子在这样的字下面长大,认得字形,也记得句意。今天有替代品,把字迹扫描放大,喷绘成装饰画,挂在酒店与办公室,远看很像,近看没有笔锋起伏,也没有墨在纸上的沉积,复制品越普及,手写的价值反而越清楚。

把杨凤安放在当代隶书的谱系里,他的位置偏于守成的一侧。取法清楚,汉碑的骨架、简牍的笔意都在,个人变法不多,字形在若干幅之间重复,结构有时偏于平稳,缺少让人记住的奇处。内容也偏旧,训诫与清言反复出现,与今天的经验隔着一层。这些都不是小问题,一个书写者若长期停在一种面貌上,容易被归入匠作一流。可话说回来,守成在今天的书坛并不是贬义,尤其在隶书一域,夸张变形与视觉设计已经成为风气,能守住横平竖直的人反而稀少。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类样本,提示理论的视野要放宽,书法的价值不只在创造新形态,也在维持一种可用的书写,让文字继续在人的日常里发挥作用。保守在这里不是姿态,是方法,他守的是隶书最基本的规矩,横平竖直,蚕头燕尾,起收有度,字与字之间留出可以呼吸的距离。这些规矩练过千万遍,已成身体的一部分,落笔时不必想,手自己会走。也正因为不必想,他的字里有一种松弛,松弛不是松懈,是熟练到不必用力之后的自然。这份自然今天不多见,太多人用力过猛,把每一笔当成宣言。杨凤安不宣言,他只是写字,写完落款,钤印,交给需要它的人。理论若能从这样的实践里读出东西,就该承认书法的一部分价值不在创新,而在维系,维系一种可读、可挂、可传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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