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泽祎:论王荣根海上文脉的书画传承与祥和笔墨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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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泽祎:论王荣根海上文脉的书画传承与祥和笔墨的当代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能只靠宏观命题的推演来完成,它终究要落回到一个个具体艺术家的笔性与心性之上,由可感的笔墨实践为抽象理论提供血肉。王荣根以海上书画传人的身份,长期沉潜于碑派书法与写意花鸟之间,把金石碑版的方硬骨力灌注进当代大众所熟悉的祥和题材,形成一种既承续海派雅俗共赏文脉、又面向公共美育现场的艺术面貌。这种取径既非对文人画旧法的守成,也非对西方现代形式的挪用,而是在文化主体性重建的视野中,以数十年基层书法教学与书画创作的积累,回答传统书画如何进入当代大众文化生活、如何安放普通人的精神诉求、如何参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一组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在艺术认识论层面,王荣根的实践透出一种以书为骨、以画为象、以碑强骨、以帖养韵的辩证认知。其书法训练兼涉隶、楷、草、行诸体:隶法得自两汉碑版的方整朴厚,楷书取唐楷一路的端严疏朗,草书承明人奔放之势而收于法度,行书则兼蓄帖学的流美与碑学的沉雄。多体并修不是简单的书体炫技,而是让他对中锋侧锋、方笔圆笔、疾涩顿挫的体会达到融通之境,这种笔性上的通透直接反哺于绘画,使其笔下的枝柯老干、禽鸟翎毛、时鲜水族都不是描摹轮廓的画出来,而是以书写性的线条写出来。在他的认知结构中,传统不是库房里静止的遗产,而是活在日常审美中的语言系统;当代性也不是弃置笔墨、另起炉灶的形式革命,而是用成熟的笔墨语言讲述当代人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亦非对立两极:客观物象所提供的是报春之芳、吉庆之禽、清供水族这类具有普遍文化共识的象,主观心性所注入的则是碑版线条的骨力、浓淡墨色的韵致与祥和喜气的情感基调,二者在书写性用笔的统一之下达成心物交融。这一认识论既区别于一味摹古的泥古之途,也区别于弃置笔墨的西化之途,它在方法论上持守笔墨当随时代的改良精神,在价值论上持守雅俗共赏、贴近大众的文化立场。在他的笔下,书法与绘画并非两套彼此封闭的技术系统,而是同一支毛笔在不同对象上的两种展开方式:书法的用笔法度为绘画提供了可依循的骨架,绘画的造型意识又反过来锤炼其书法的空间感与结构感。这种书画互渗的长期训练,使他在面对素纸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物象的轮廓,而是线条的走向、墨色的层次与整幅的气脉,是一个把物象不断还原为笔墨结构的过程。就此而言,他所理解的写意,不是潦草放逸的简率,而是在充分把握物象神理之后以最凝练的笔墨予以提炼与概括,是熟而后生、繁而后简的必然结果。

心性美学维度上,王荣根的笔墨安放的是当代都市生活中人们对安宁、平和、富足与顺遂的朴素向往,与高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存形成审美上的对冲与疗愈。其隶书结字宽博开张、波磔含蓄不张扬,把汉碑的庙堂气象转化为一种可供日常亲近的正大品格;其楷书点画分明、气息笃定,透出不疾不徐的从容,对应着普通中国人踏实过日子的人生态度;其行草流转而不狂怪、激情始终收束于法度之内,暗合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襟怀。这种诸体并修的书写功底,赋予其绘画线条以特殊的筋骨血肉:老干如碑版般凝重迟涩,叶片点厾如行书般灵动洒脱,花瓣晕染又如草书般一气呵成。观其花鸟整体气象,既无传统文人画常有的孤高冷逸、不食人间烟火,也无商品画常见的甜俗萎靡与艳丽堆砌,而是在艳与淡、动与静、繁与简之间求得一种温和的中道:红花热烈而不火燥,墨叶厚重而不板滞,禽鸟灵动而不佻巧,清供鲜活而不琐碎。他反复涉笔的祥和母题,对应着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心愿:家国安宁、阖家团圆、身体康健、生活丰足、老有所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祥和并非回避现实的粉饰,而是对生命节律的另一种体认。四时流转、草木荣枯、禽鸟聚散的细微变化,都被他以平和的目光加以观照,把其中难以把握的偶然与短暂转化为可被安放的情感秩序。对久居城市、日益疏离于自然节律的现代人而言,这样的笔墨所提供的不仅是视觉的愉悦,更是一条重新感知时间、感知生命的通道。在当代社会普遍蔓延的焦虑感与疏离感之中,这种以祥和为核心审美品格的笔墨,为观者提供了一方可以安放身心的精神空间。观者无须专业训练即可被其祥和气象所感染,这种不必读懂就能感受到好的感染力,正是其心性美学面向大众的真正力量。

文艺人民性层面,王荣根长期扎根上海虹口基层,在老年大学与社区书画社团担任书法教学与书画普及工作,数十年的一线实践使其艺术天然带有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公共属性,这恰是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中文艺人民性命题最扎实的落地方式。海派艺术自近代开埠以来便有别于传统文人画的书斋自娱传统,始终与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和大众审美紧密相连,雅俗共赏一直是海派最鲜明的品格,王荣根所接续的正是这一脉络:他的艺术不是为白盒子里少数人生产的观念样本,而是为普通市民、社区学员与离退休群体所能理解、所愿意欣赏、所能悬挂于家中的生活里的艺术。老年书法教学尤其具有人民性的深意,它让退休群体在笔墨修习中重新获得精神寄托,在点画撇捺之间延续文化生命,在心手相应之际体会生命的愉悦,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公共美育与生命滋养。他的祥和题材回应着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清供水族题材连接着寻常人家的饮食烟火与诗性超越,他的禽鸟花卉则呼应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当这些作品出现在社区展览、节庆笔会、公益捐赠与教学展示等公共文化场景中时,艺术便真正成为滋养人民精神生活的日常养分,而不是被资本与圈层垄断的稀缺资源。这种公共文化服务意义上的人民性,不是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图解,而是通过可感的笔墨温度、可亲近的形象语言、可参与的教学实践,把中华美学精神润物无声地播撒进城市生活的肌理之中。

东方审美范式维度上,王荣根以金石入画的路径,重构的是中华传统视觉语法中以线立骨、以墨取韵、以书入画、以意造象的美学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的有效形态。中国书画的核心从来不在于对物象外表的逼真再现,而在于以毛笔线条承载心性、以笔墨节奏呼应宇宙生机。他以碑版的方笔与隶楷的沉厚写枝柯老干,线条凝重迟涩、力透纸背,取的是金石文字亘古不磨的质感;以行草的点画写花瓣翎毛,顾盼灵动、气脉贯通,取的是流转不息的生机;以楷法的谨严安排位置,虚实相生、主次分明,取的是端严从容的秩序感。其用色延续海派花鸟的鲜明一路,红的热烈、黄的明亮、蓝的清透、绿的生机,然而众色皆以墨骨统摄,艳而能雅、浓而能清,恪守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古训,避开了市井艳俗;其章法讲究疏密聚散与留白通气,繁密处仍存虚灵之致,疏朗处自有呼应之脉,深得计白当黑之妙。就其笔墨节奏而言,浓淡干湿的层层推移与疏密虚实的分割开合,共同构成一种可以呼吸的画面秩序,观者的视线被这些节奏自然地牵引、停顿与回旋,而不会长久停留在某一处具体细节之上。这正是东方视觉语法以气韵统摄形似、以笔势节奏代替物象模拟的要义所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四君子母题与具有大众吉祥寓意的母题并置打通:梅竹的坚贞气节、牡丹的雍容富贵、吉禽的报喜之意、时鲜水族的烟火之趣,不再有文人雅趣与市井俗愿之间的高低壁垒,而是在祥和这一共同基调下完成整合,形成一种更具当代包容性的东方审美范式。这种范式不再服务于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面向当代大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视觉语法上坚守东方立场,在情感表达上贴近大众心声。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时代语境中,王荣根的创作彰显出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它不追随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游戏,不陷入传统主义的僵化守成,也不迎合商业市场的低俗趣味,而是以一位海上书画传人的文化自信,在书画兼修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雅俗共赏、古今贯通、艺文同辉的当代性转译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性的东方翻版,它要求中国艺术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牢牢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建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审美话语。王荣根以隶楷的正大端严、行草的流转灵动养其画骨,以海派花鸟的世俗亲和养其画韵,以数十年社区教学与公共服务养其画心,以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养其画意,其作品所呈现的祥和正大、雅俗共赏品格,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在基层美术领域最真实、最生动、最可触摸的微观缩影。他所面对的并非一个已经凝固的传统,而是一个仍在生长、仍与当代生活保持着活的关联的文化生命体;其创作因此不是对既有样式的重复搬演,而是让这一文脉在当代城市生活的土壤中获得新的表达,也让普通人的日常审美经验得以进入到民族文化的当代叙述之中。

王荣根的艺术实践为传统书画的当代转译提供了三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其一,中华传统书画的当代性转译不能仅停留在形式语言的表层革新,更要从笔性、心性、德性三个层面重建书写与当代生命体验的深层连接,碑学的金石骨力完全可以承载当代人的精神正气。其二,文艺的人民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要落实在艺术家是否愿意长期扎根基层、是否愿意以自己的艺术服务普通人的精神生活、是否愿意把笔墨语言转化为大众可感可学的文化养分,社区美育与老年书画教学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美育实践最广阔的土壤。其三,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需要多层次的艺术生态,既需要有宏大叙事的主题创作与前沿性的实验探索,也需要有像王荣根这样扎根海派文脉、服务社会大众、接续雅俗共赏传统的基层书画家,以数十年如一日的笔墨实践,把中华美学精神的种子播撒进千家万户,让传统书画在当代生活中继续生长,使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拥有最坚实、最丰厚的实践根基。这种从书斋走向社区、从文人雅玩走向大众美育、从古典文脉走向当代祥和叙事的转译路径,正是中国美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守文化主体性、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条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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