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泽祎:论姚占宽国画异构野墨的生成路径与当代转译
辽宁
辽宁 > 资讯 > 商讯 > 正文

习泽祎:论姚占宽国画异构野墨的生成路径与当代转译

中国式现代化在美术领域要给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种能被多数人重新进入的观看秩序。当下中国画最真实的困难不在笔墨失传,而在观看的门槛被再度抬高,一幅画要先经过一段学术解释,才被允许看懂。观念上,这种门槛表现为把晦涩当作深度,把难读当作价值,凡一眼能读的画便被判作浅显,作者于是不敢让画太好懂。体制上,它表现为展览评审更看重图式的新颖度,对笔墨判断力的考察退到次要位置,画家学会先设计一张能被迅速识别的面孔,再谈笔上的功夫。姚占宽的实践可以看作回应这一问题的一条路径。他不提供学说,只把画重新交还给普通的眼睛。那些异构、扇面、立轴纸本,山野林木、禽鸟栖巢、乡居行旅,褪去繁复的叙事包装,物象直抵观者视线,没有附加阐释的前置负担。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中国画的观看传统原本自带公共语法。题跋用来交代来历,钤印用来确认身份,草木花鸟的语义不必注解也能被读懂,山水则是一套可以从容游观的路线,从哪里入,在哪里停,皆有惯例。这条通道在二十世纪被逐步收窄。学院化把笔墨折算成造型能力,考核落在素描关系与结构准确上,民间图像那套平涂、艳色、剪影的语法被逐出学术清单,连带它的观众一起被请出场外。形制上也有一处塌陷,异形裁纸、扇面一类样式长期被归入雅玩小品,尺幅受限,地位偏低,很少有人当作正稿来经营,纸上的特殊边界于是长期停在玩物这个位置上。技法库存依旧丰厚,面向普通观看的入口却越来越窄。这是一处结构性缺口,不靠增加技法就能补上。

补缺口的尝试多半借用外来框架。写实造型体系看重解剖与透视,现代主义看重图式与构成,观念艺术看重文本与现场,共同预设了一个习惯读阐释的观众。本土经验在这几把尺子下都显得不够专门,于是必须先自我说明,再自我确认。姚占宽的语言生成环境恰好落在这几把尺子之外。军中文化宣传与报刊美术编辑的二十六年里,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图像在传递中不损耗,不是图像在阐释中增值。制版与插图训练出硬边、强对比、剪影化的处理习惯,宣传画则训练出把语义压进一个可读瞬间的能力。这些不是学院课程,是职业本能。本能先于理论,往往也更难被理论收编。二十六年足够把一种工作方式变成手上的直觉,后续转向国画创作,这套底层逻辑持续渗透进异构、立轴、扇面等不同形制之中。

他的画几乎都从裁形与边界开始。纸会依据构思做异形裁切,或是裁为扇面,或是以长立轴铺展高山,粗纤维纸的本色与裂纹保留在画面空隙,裂纹里还带着旧纸的温沉质感。主体随后进入这个受限制的区域,松干直穿画心,岩壁从画面边缘切入,长轴里的山壑纵向铺展,景从来不追求完整复刻,取景像从一方限定窗口截取片段,最先被克制的往往是泛滥的远景铺陈。这一步动作解决的是一个具体难题,封闭边界会逼迫画家做向心安排,稍有松懈就滑向甜与雅,滑成装饰性的清供小品。他用硬性边界约束野气,边界不放松,笔墨才敢放开。中心因此常常是孤树、深涧或是连绵山岩,四周留出大片可以呼吸的脸面。异裁画幅是收拢的旷野,长轴是垂直向下的深谷,扇面是侧向舒展的山径。

骨架全部交给墨。树干用长竖线一次拉到底,松针用短促密排堆出厚度,岩壁用侧锋拖出粗纹,长轴山水的皴笔层层叠加,黑白关系在落笔阶段就定了,后面几乎不改。色上得很晚,也上得很省。巢的内衬、石面上的圆点、坡上的碎花、河道的带状青绿,山岩上的橙红斑点,色只落在结构节点上,不铺满。这里有一处反常识的判断,他把饱和度偏高的颜色放在最要紧的结构位置,艳色不但没有毁掉画面,反而成了视觉记号。艳色与水墨的雅本是互相排斥的两种趣味,他没有让它们和解,而是让它们分工,一个承担识别,一个承担重量。色是索引,不是装饰。视线被色点牵着走完整一圈,墨负责让人站住。那些点状的颜色不在物象内部自然晕染,而是浮在表面,像一批被钉住的坐标。

题款与钤印也被当作画面构件处理。竖排的字贴边写下,字迹不求工整,位置常在花枝与岩脚之间,有时挤进墨最重的地方,与浓黑争一点空间。印不落空处,偏落实处,与色点混在一处,红与蓝、橙常常只隔一指。留白的用法同样具体,沙洲、天空、瀑布的水面、山间雾气一律留白,纸的裂纹被当成肌理使用,不另做底,也不加矾。这套处置透出他的心性,题款不像文人的唱和,更像自报家门的签名,写完就罢,不留多余的余味铺垫。他不掩饰来处,也不修饰趣味。淡泊一路的心性美学在这里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直白的自持。画面因此少了刻意的含蓄余韵,多了可触摸的体温。

人物在他的画里始终是尺度,不是主角。坡地上持锄的人只给一个背影,山涧里的浴者只留一段舒展的身形,长轴山水中的山居小屋缩成微小色块,面部一律省略,连年龄也不交代。观者只能凭姿态去推测他们此刻在做什么,推测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这种省略让画里的人不属于某个具体故事,而属于一个任何人都能代入的位置。公共性的真实含义在这里显形,它不在题材通俗,而在观看入口不设门槛,同时笔墨要求一点没有降低。入口低,门槛后移,是这套画最讲究的一处安排。向阳花一类的公共语义本是群众文化的常用语汇,他把它当素材用,不当口号用。素材可以被改写,口号只能被重复。他选前者。

行业里两种偏失正好夹住他的位置。一种是对民间趣味的装饰化挪用,艳色铺满纸面,结构却是空心的,热闹之下没有判断,看久了只剩图案,看第二遍便无所获,第三遍连图案也散了。另一种是学院展览体对完成度的迷信,每一处都磨得平滑,笔笔合规,笔墨的判断力反而钝掉,画家成了自己工序的管理员,画得越熟越不敢错。两者表面相反,内里同源,都把画当作一件要先被确认资格的物件,先审资格,再谈观看。他的做法把资格问题绕开了,画先要被看见,再谈被评价。野与拙在这里不是姿态,是省下解释的力气,无论异构小品还是大幅山水,都守住这一原则。

话语层面的风险随之而来。民间性、素人、原生态这一类词,最容易把他的用笔收编成一个可复制的风格词。一旦成词,判断力就被免除,画家被请进一个不用负责的位置,越奇特越好,越不像画越好,标准由旁观者临时制定,而旁观者明天就会换掉标准。反向的风险同样存在,把野当作免责理由,用它掩盖结构上的松散与题材上的重复,笔力不够时以生拙自解,久而久之连自己也信了。两种风险共同指向一件事,标签既能抬人,也能替人卸责。真正需要守住的是用笔时的分寸,而不是身份描述。分寸一失,野就变成散。

限度需要从体系的层面说清。他的语言在地方视觉经验与个人趣味之间建立了稳定循环,这个循环自足,也因此封闭,外部的提问很难进来。与二十世纪水墨现代化的那条线索,他缺少自觉的对话,笔下少见对前人方案的回应,更多是并置,并置久了便不再产生新的问题。异形裁纸、点彩、高饱和三者构成一个可被辨识的签名,签名同时是自我限定,图式一旦定型,自我复制的边际收益会迅速递减,越像自己越难再往前。题材半径也偏窄,乡土与山野之外的世界几乎没有进入画面,城市与车间都在画外。这些是路径的边界,不是缺陷清单。边界决定这条路径能走多远。

可复用的方法比可模仿的面貌更有价值。他把非艺术岗位的视觉训练当作方法资源,而不是履历上的一段插曲,传递效率由此成了造型标准,构图先问能不能一眼读出。边界裁切在他的手里不是装裱习惯,而是约束野气的装置,异裁画幅、扇面、长轴各自承载不同的张力,让自由先有边界,也让笔墨在有限处留下证据。高饱和色则被当作结构件使用,色只出现在需要被记住的位置,于是颜色承担记忆功能,不承担趣味功能。至于题款与钤印,他让文字与印章参与视线调度,把画面的边缘也纳入安排。这些规则都在手上,换一个题材、换一种形制也照样能用。方法可以迁移,风格只能被复制。这是他这份个案最实在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美术命题,需要的不是又一种风格,而是能被检验的方法类型。姚占宽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非学院路径的样本,它证明体制外的视觉经验可以在纸本水墨里长成完整语言,也提醒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给这类经验留出位置。理论若只承认学院内部的合法性,就会把自己的解释力限制在一小圈人里,越解释越窄,最后只剩互相确认,圈子里的共识代替了画前的判断。他的画不解释自己,却持续接受普通眼睛的检验,检验的成本很低,通过的次数很多,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据。检验通不过的地方,正是理论该动手的地方。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