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最终要在具体的尺幅与笔墨里被检验,一套自文人画传统生长而出的语言,能否承接变动不居的当代生存经验,是水墨艺术无法回避的深层命题,近二十年的水墨探索持续触碰这一命题,却鲜有足够恳切的回应。李钊的探索路径并不依托对传统法度的刻意补全,而是转换笔墨语言的使用姿态。他走入实地体察风物,留存直观的视觉印象,回归案头之后再以水墨重新熔铸所见,沉郁的墨团承载空间氛围与环境气息,劲挺简净的线条锚定建筑、古址与造像的形体骨架,宣纸本素的留白承担天光、空境与旷远的空间,题跋自然融于画面空白,成为构图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加的文字注解。这套未被学院固化范式深度规训的笔墨,在面向多元陌生的风物题材时生出可贵的弹性,同时也显露出空间纵深营造、笔墨层次积淀上的局限。他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可供效仿的成熟范式,而在于印证脱离既定法度桎梏的创作,同样能够抵达当代的精神现场,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留存一份可供持续思辨、反复勘校的实践旁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最终要在具体的尺幅与笔墨里被检验,一套自文人画传统生长而出的语言,能否承接变动不居的当代生存经验,是水墨艺术无法回避的深层命题,近二十年的水墨探索持续触碰这一命题,却鲜有足够恳切的回应。李钊的探索路径并不依托对传统法度的刻意补全,而是转换笔墨语言的使用姿态。他走入实地体察风物,留存直观的视觉印象,回归案头之后再以水墨重新熔铸所见,沉郁的墨团承载空间氛围与环境气息,劲挺简净的线条锚定建筑、古址与造像的形体骨架,宣纸本素的留白承担天光、空境与旷远的空间,题跋自然融于画面空白,成为构图有机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加的文字注解。这套未被学院固化范式深度规训的笔墨,在面向多元陌生的风物题材时生出可贵的弹性,同时也显露出空间纵深营造、笔墨层次积淀上的局限。他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可供效仿的成熟范式,而在于印证脱离既定法度桎梏的创作,同样能够抵达当代的精神现场,为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留存一份可供持续思辨、反复勘校的实践旁证。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若始终局限于宣纸材质、古典意趣与传统山水图式的框架之内求证推演,便会遮蔽一大批在经典法度边界之外自然生长的创作实践。李钊的笔墨实践正归属于这一脉络,它不曾长期浸淫于标准化的学院范式,落笔自带一种不加矫饰的直接性,勾、点、染、擦随心调度,依托观看物象时本真的视觉感知,而非预先调取成套的树法、石法与皴法模板。这样的创作起点看似缺少厚重的技法根基,却卸下了另一重桎梏,不必先行借用古人定型的图式去筛选、改造眼前鲜活的现实景象。他将实地体察与案头绘事区分为两个阶段,先行奔赴现场体察街巷、石窟、庭宇与天光流转的状态,再回到画室,以水墨重新与这些物象建立对话,现场的视觉记录提供形体参照,笔墨所要完成的,是捕捉物象背后流动的气韵。这套未经驯化的语言在异域题材面前释放出极强的适配性,它不受“应当如何绘写” 的固有准则束缚,得以在墨块、线条与留白之间重新调配画面的主次节奏。回望中国画的发展脉络,法度既是入门的标尺,也是约束创作的边界,它保障作品具备稳定的审美共识与评判依据,也常常令创作者面对前人未曾触及的题材时陷入失语。李钊的实践正是这一困境之下的鲜活样本,讨论的重心不在于其作品是否契合中国画的固有审美范式,而在于脱离传统法度庇护的笔墨,是否拥有承载时代现实的能力。这一议题表层指向技法层面的取舍,深层关乎理论体系的包容度,一套具备生命力的理论框架,理应拥有阐释法度之外创造性实践的能力,容纳思辨过程里的迟疑与留白,否则它只能对过往的艺术遗产进行复述,无法回应持续更新的艺术现场。


审视他的画面,最先牵动观者感知的往往是体量感鲜明的墨团。林木冠盖被概括为沉厚聚拢的墨块,边缘松涩灵动,兼具烟气与云霭的朦胧质感,错落排布于城市景观的上方与侧方,楼宇建筑则以清瘦凝练的线条勾勒轮廓,窗格排布成规整的方格,墙体极少赋色,仅以淡赭、淡青轻敷一层,暗示材质属性。大面积沉黑墨团与纤细线条形成富有张力的视觉对冲,墨团承担笼罩全域的氛围,线条承担辨认形体的秩序,二者互为支撑。在石窟、佛塔相关的创作序列之中,岩壁与残垣依靠层层叠叠的短线反复积写,砖石的层理、风化残损的边角被细致梳理,造像以湿笔调和青灰铺陈,形体在墨色的虚实呼吸之中缓缓显现,红褐基调的台基承托造像下缘,上部留出晕染淡紫、灰蓝的云气,零星飞鸟点缀其间,为画面开辟向上舒展的精神出口。域外街巷的画面又呈现另一套处理逻辑,成列的棕榈以中锋笔法撇写叶片,放射状的枝叶结构被适度简化,树干留出素白的线条,栅栏围栏以交错短线编织而成,红褐屋瓦以赭色铺底,其余区域大多保留宣纸本色。李钊并不刻意雕琢透视纵深,画面依靠物象上下叠压、前后遮挡搭建空间关系,观者的视线被墙体、树冠不断阻隔,沿着横向缓缓游走,这种观看体验更贴近传统手卷的游观方式,区别于西式风景固定的框式取景。题跋随性排布于留白区域,字迹松弛自然,位置不拘一格,深度融入画面结构;墨色的处理同样富有巧思,常常在前一层墨色尚未干透之时叠加笔墨,浓淡过渡形成天然的边界,快笔与缓笔交替运用,疾速之处锋芒外露,舒缓之处温润内敛。



将这类笔墨放置于当下水墨创作的场域之中辨析,潜藏的问题会愈发清晰。近二十年间都市水墨的讨论持续发酵,大量实践却长久困于两种惯性路径,其一,将现代建筑简化为符号化元素,依靠平直线条与淡墨色块堆砌都市意象,画面与城市本身繁复的生存肌理相互割裂;其二,把实地写生等同于风景复刻,取景考究、透视严谨,收尾处增补书法线条,刻意附着文人审美意趣,最终两边都难以落地。两种路径共享同一认知误区,将笔墨视作可供粘贴的文化遗产装饰,而非认知世界、传递感受的媒介。李钊的创作取向与二者都存在明显分野,他愿意沉下心梳理物象细节,砖石塔的层叠、楼宇的转折、围栏的网格,都一笔一笔落实清楚,而这种细致描摹,并非为了追求影像层面的精准复刻,而是为陌生的物象在纸面建立可被感知的秩序。形体秩序搭建完成之后,再以氤氲墨气统摄全局,让明晰的形体重新消融在氛围之中。这种先立骨架、再以墨气涵括的思路,和传统山水山石层叠的造境逻辑存在内在呼应,却规避了直接挪用皴法去描摹异域砖石结构,传统皴法依托山石地质的视觉经验,和城市砖石、异域建筑的物质质感本就存在隔阂。也正因为缺少学院体系配套的转化训练,他的部分画面会显出单薄感,空间纵深的塑造力度不足,线条品质起伏不定,遭遇复杂宏大的场景时,容易依靠密集短线堆叠填充。审美判断力的匮乏远比技法短板更为隐蔽,笔墨技法可以持续锤炼打磨,而判断力只能在一次次创作试错之中慢慢沉淀,这也是所有游走在法度边界的创作者,都需要直面的核心考验。


现场拍摄的影像素材,在他的创作链条里是无法绕开的中介,值得单独展开辨析。身处实地写生之时,创作者带着完整的身体感知,光线流转、气流变化、空间尺度带来的压迫感,街巷之中鲜活的烟火气息,这些丰富的现场经验,无法被单张影像完整留存。摄影媒介将三维空间压缩为二维平面,把流动的观看体验凝固为静态瞬间,色彩、明暗都经由算法重新调校。回到画室之后,创作者面对的不再是原生现场,而是现场的复刻副本,如果一味依照影像描摹复刻,笔墨就沦为给照片赋色的工具,即便画面形制完整,也丢失了现场独有的气韵。李钊对此形成了自己的取舍,影像只用来承载形体结构信息,楼宇转折、塔体层理、围栏形制依托影像确立参照,氛围的渲染则交付给现场留存的记忆与手上的笔墨直觉,墨色浓淡跟随内心感受调配,而非照搬照片自带的明暗层级。这份分寸很难拿捏,影像承载的信息过于庞杂,很容易牵引创作者的思路,陷入被动复刻的困境。近些年不少以域外行旅为题的水墨创作,失误大多集中于此,画面构图工整均衡,却没有一处笔墨是创作者主动取舍判断的结果,近似放大的旅行影像。还有一类创作走向另一极端,以实地采风为借口肆意泼墨,放弃形体辨识,只剩下情绪宣泄,观者无从分辨画面所承载的地域与物象。李钊在两种倾向之间选择了一条质朴的路径,先把形体清晰交代,再用墨气包裹浸润形体,形与气韵之间保留透气的缝隙,这一处缝隙,正是绘画得以葆有生命力的关键。


不同地域风物的特质,在李钊的画面里催生出差异化的笔墨处置方式。从西北石窟古址,到南洋热带庭园,再到欧洲城镇乡野,表现对象更迭,笔墨节奏随之调整。石窟造像的空间向内收敛,洞窟收束光线,岩壁四面合围,造像静居于幽暗深处,绘写这类题材,用笔需要收敛沉静,墨色厚重沉敛,色彩克制,青绿、赭石仅作局部提点,其余空间交由灰调与留白承载。南洋与欧洲城镇的空间向外敞开,天际开阔,屋面连绵,植被繁茂,面对这类景象,笔触可以舒展放开,运笔速度加快,色彩只在屋顶、叶梢稍作点缀,留白反而更为充裕。同一创作者面对不同的现场,生出截然不同的笔墨节奏,足以说明他的语言并非一套固定程式的循环复制,而是跟随物象本身的气质动态调适。这种调适之中蕴藏着尊重的底色,异域的城市遵循它自身的样貌被描摹,古老造像依托它独有的光线氛围被观看,不会将异地风物强行改造为传统山水的附属注脚,也不会依靠少数固化的东方符号标识身份。文明之间的理解互通,很少始于宏大的话语宣讲,往往始于创作者愿意沉下心,认真打量异质文明里的建筑、草木与造像,看得真切,笔下才会生出恰当的分寸。反过来,如果将采风简化为打卡式游历,将跨文化交流理解成题材的简单替换,再纯熟的笔墨,也只是在异乡重复固有的审美习惯,这类自我重复,在近年诸多国际艺术展陈之中并不鲜见。李钊没有把异域风物当作布景道具,他愿意让陌生的物象修正自身固有的作画习惯,这份自觉,远比娴熟的笔墨技巧更加珍贵,也是他的创作能够持续推进的根基。


将李钊放回中国画当代演进的长线之中审视,他所处的位置十分特殊,既不属于学院体系内部发起的风格革新,也不属于自娱遣兴的文人墨戏,而是驻足于二者的间隙,以一种脱离范式束缚的真诚直面纷繁的题材。他的局限同样清晰,空间营造常常依托物象自带的轮廓,缺少主动的空间调度能力,笔墨的层次厚度难以支撑大尺幅作品的长久品读,题材自带的见闻属性,偶尔会掩盖绘画本体的表达力量,同类构图模式在多幅作品之中重复出现。这些局限不必刻意回避,尚未走向成熟的实践者,其价值恰恰在于清晰地暴露创作途中的矛盾与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构建,需要的不只是完成度极高的经典范例,同样需要这类过渡性的中间样本,它向理论研究揭示,法度之外的创作能够拓展哪些边界,又会遗失哪些要素,边界拓宽之后,哪些底层能力需要重新建立。补足短板,不是退回传统程式寻求庇护,而是重建稳定的审美判断力,让笔墨在面对陌生物象时拥有取舍的底气,让作品脱离既定范式的保护之后,依旧能够独立成立。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从来不缺少激昂的口号,稀缺的是愿意主动置身不确定语境之中持续探索的创作者,李钊正属于这一类。他的实践意义,更偏向方法论层面的启发,而非可供照搬的风格样板。一套理论体系成熟与否,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包容这类散点式的探索,既不刻意拔高神化,也不简单排斥否定。李钊的画作不是终极答案,而是一份持续生长、等待不断检验的个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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