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泽祎:论李赵名地域俗趣笔墨与造型语言的当代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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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泽祎:论李赵名地域俗趣笔墨与造型语言的当代转译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画理论建构,需要直面传统人物画如何处理本土民间生活题材的现实命题。当代人物画创作在观念层面时常陷入题材与笔墨相互割裂的困境,历史叙事和市井世俗表达往往难以兼容,而在体制层面,展览评价体系对宏大叙事的偏好,也会压缩地方民间生活视觉表达的生长空间。李赵名的人物画实践,正是回应这一现实矛盾的一条可行路径,他不把民间民俗简化为猎奇式的观赏对象,依托笔墨范畴的当代转译,把地域市井的生活意趣纳入中国画人物造型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人物画的多元拓展提供一份可供审视的实践样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艺术家样本研究

回溯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脉络,传统人物画拥有两套成熟的表达脉络。一路服务于历史叙事与礼教教化,侧重圣贤、名臣的形象塑造;另一路走向风俗绘画,记录市井百态。风俗绘画的语言体系,依托线描赋色完成形象铺陈,长于记录社会生活样貌,却受制于古代绘画的观看范式,大多保持远距离的客观描摹,缺少创作者主体心性的深度介入。近代以来,外来写实造型方法进入人物画领域,极大丰富人物形体的塑造能力,却也带来新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创作者借用写实造型改造国画,容易消解笔墨本身的审美特质;固守旧有风俗画范式,又难以承载当代普通人鲜活复杂的精神状态,如何打通传统笔墨、地域民间题材与当代人物精神的表达通道,便成为当代人物画领域需要持续作答的时代命题。

巴渝地域丰厚的市井民俗与方言文化,构成李赵名笔墨探索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地域文化资源对于绘画创作而言,极易沦为表层的符号标签,很多同类创作仅仅提取民俗的外在形象,借用现成图式完成画面填充,并未把地域精神内化进笔墨运作的完整流程。李赵名把川渝市井日常、方言俚语背后普通人的生命情态转化为创作内核,地域文化不再仅仅是画面故事素材,转而渗透进造型取舍、笔墨节奏、形象趣味的整套语言逻辑之中。他不去刻意拔高或是美化世俗生活,市井人物身上鲜活的喜怒哀乐,成为驱动笔墨调整与图式重构的内在动因,让地域生活经验获得在国画语言内部生长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文本的推演,更需要依托具体笔墨范畴的转化实践落地成型。俗趣入墨,形随情变,是李赵名人物创作之中具备启示意义的认知转向。传统文人笔墨审美,长期形成雅俗分野的评判惯性,民间世俗题材常常被放置在笔墨审美的边缘地带。李赵名的创作对这一固有认知做出调整,他将民间诙谐生动的俗趣审美纳入国画笔墨体系,这套转化不是简单在传统画面之中添加民间人物形象,而是落实在线条、赋色、造型夸张度一系列可操作的绘画动作之中。他适度放大人面部神态与肢体动态的夸张程度,放弃严谨工整的程式化线描,线条随人物情绪发生粗细、顿挫的动态变化。若是沿用传统工笔人物画规整匀净的线法,市井人物鲜活松弛的生命状态很难充分释放;一味照搬西方写实造型逻辑,又会消解国画笔墨本身独有的韵味。笔墨对世俗情态的接纳,恰好弥合二者之间的表达缝隙。

传统笔墨范畴的当代转译,进一步体现在形意关系的重新调试。写意作为中国画延续已久的核心美学范畴,过往更多运用于山水花鸟题材,在当代市井人物的创作之中常常被简单理解为形体的随意简化。李赵名将写意的内核迁移到市井人物塑造,整套工序形成稳定的操作逻辑,先以线条捕捉人物动态与情绪基调,再以淡彩层层敷染,色彩不遮蔽线条的骨架,适度的形体夸张始终服从人物内在的情绪表达。形不再追求客观物象毫厘不差的复刻,意也不再局限文人圈层的精神意趣,转而指向普通民众真实鲜活的生存情态。这样的处理,把原本属于文人审美的写意范畴,从固有的题材桎梏之中解放出来,落实为处理当代世俗人物可以反复调试的造型手段,传统美学范畴由此寻找到适配当代生活的物质载体。

创作题材的跨域拓展,映照出这套语言体系不断自我校验的过程。他的创作视野并不局限于当下市井风俗,同时延伸向民族抗战记忆、古代变法历史、神话叙事等不同题材方向。处理不同类型的题材,笔墨语言随之做出适配调整,面对宏大历史叙事之时,造型趋于沉实厚重,线条顿挫收敛;转向民间市井题材,笔墨则释放出更多诙谐松弛的特质。题材的切换,不是对现成笔墨图式的重复套用,而是持续检验这套经过转译的笔墨体系,是否拥有兼容多元精神内涵的能力。倘若一套笔墨语言只能适配单一题材,便很难完成当代中国画理论建构所要求的包容性,题材跨度带来的语言调试,不断打磨这套笔墨实践的综合表现力。

当下中国画人物画的创作生态,长期存在两类值得警惕的创作偏失。一部分创作者处理民间地域题材,执着堆砌民俗符号,满足于表层图像的复刻,笔墨语言完全服从图像叙事,丧失国画本体的审美品格。另一部分创作者片面追求笔墨形式实验,沉迷笔墨肌理的视觉效果,题材沦为形式的载体,切断艺术与现实人间的精神关联。李赵名的实践避开两种路径的局限,他处理市井民俗的代表作品,以笔墨本身承载民间情态,图像叙事和笔墨本体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的关系。市井生活不再只是画面的故事外壳,笔墨语言本身就在传递地域民众的精神气质,形式探索和现实人文关怀实现内在统一。

心性美学的精神内核,贯穿整套笔墨语言的生成过程。传统中国画讲求心物相通,笔墨是创作者内心精神向外投射的媒介。即便题材转向市井俗世,这套心性表达的诉求并未消解。线条运行之中的快慢、提按、松紧,都留存下创作者面对人物对象之时的精神感知。每一处线条的转折变化,都对应人物情绪的细微起伏,不同于批量复制的图像产物,每一幅画面的笔墨痕迹都具备不可复制的个体特质。他塑造世俗之中的普通个体,并不执着于外貌体征的精细复刻,而是借由笔墨运作完成与笔下人物精神世界的对话,传统绘画心物交融的精神传统,由此在当代世俗题材之中得到延续。

文艺人民性的价值立场,让这套笔墨实践跳出书斋内部的形式推演。传统风俗绘画的传播圈层依旧存在限定,部分作品服务于贵族与文人群体的观赏需求。李赵名的创作把目光投向普通市井民众,方言俚语、街头日常、大众悲欢成为绘画的表达对象,把普通百姓的生命体验放置在国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作为高校研究生导师,他的创作思考同步渗透进美术人才培养环节,把扎根地域现实的创作观念传递给青年学习者。艺术不再局限小众圈层的审美把玩,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获得笔墨层面的表达通道,为中国画人民性的当代实践提供具体的案例参照。

围绕这套创作实践的公共话语场域,同样浮现标签简化带来的潜在风险。部分传播话语容易把他的创作压缩成几层固化认知,或是简单概括为地域民俗风情绘画,或是直接归为传统风俗画的现代复刻,又或是仅仅聚焦作品入选展览、馆藏获奖的外部荣誉。三种简化路径,都会遮蔽笔墨范畴当代转译的完整逻辑。仅仅视作民俗风情绘画,会忽略他在笔墨语言层面的体系化探索;归为旧风俗画的复刻,则无视当代心性表达与人民性立场带来的内在变化;过度放大展览馆藏荣誉,会遮蔽创作背后美学层面的思考。他跨越多元题材的创作本身,持续抵抗这种扁平化解读,证明这套笔墨语言并不依附特定地域题材而存在,具备更加开阔的表现潜能。

这套自成一体的笔墨实践体系,同样存在属于自身的体系边界。这套语言高度依赖创作者对于世俗情态敏锐的个体感知,人物神态、笔墨夸张分寸之间微妙的平衡,很难直接转化成标准化教学范式,技艺体系规模化传承会遇到现实阻碍。市井诙谐的审美取向,在对接部分庄重宏大的历史主题之时,笔墨趣味与题材调性之间的平衡,依旧需要持续调试。同时,地域方言、本土生活经验具备很强的在地属性,向外跨地域传播的过程中,画面背后的文化语境容易被外部观者忽略,存在被简化为地方猎奇图像的风险。正视这些体系层面的局限,并不否定实践本身的开拓价值,只是看清传统笔墨当代转译所要面对的客观条件。

置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语境之下,李赵名的人物画实践所带来的启示,已经超越题材本身的范畴。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的中国画理论建构,既不能固守古代笔墨与题材的固有配对关系,也不能全盘借用外来造型逻辑割裂本土文脉。他扎根巴渝地域的现实土壤,对写意这一传统美学范畴完成当代转译,以笔墨重构世俗人物的表达路径。他的探索证明传统美学精神的活化,需要打破雅俗题材之间固有的壁垒,让传统笔墨接纳更加丰富多元的当代生活经验。这份由地域现实生长而出的笔墨实践,为当代人物画的语言革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美术理论的具象落地,提供一份值得继续研讨的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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